带你认识未知解构主义者——G.多梅尼格

多梅尼格是奥地利最激进的建筑师之一，对许多建筑的领军人物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然广为人知。然而，一个新的展览却改变这种状况。

在他去世十周年之际，有一个大型展览重新发现了20世纪欧洲最进步和最激进的建筑师之一G.多梅尼格的作品。

事实上，尽管多梅尼格的建筑具有不妥协的激进愿景，但他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这些建筑给汤姆·梅恩，格雷格·林恩，丹尼尔·利伯斯金德，弗兰克·盖里和扎哈·哈迪德等建筑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产生了影响。

他的大部分富有表现力的建筑都建在奥地利南部格拉茨和克拉根福之间，在多梅尼格的家乡卡林西亚州，也是远离激进建筑爱好者的通常路线。此外，虽然多梅尼格是一个修辞犀利、尖锐的德语演讲者，但他的英语很差，他避开了很多观众——但只有彼得·库克（Peter Cook）会时不时地把他拖到伦敦。

因此，当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和马克·威格利（Mark Wigley）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开创性的解构主义建筑展时，他们包括了奥地利办公室Coop Himmelb（l）au。多梅尼格这一决定反映了他们对（略微）年轻办公室的偏好，因为该办公室的合作伙伴是他们发挥的真正舞台，其建筑并不比多梅尼格的激进。

那么，谁是被遗忘的解构主义者G.多梅尼格呢？

他于1934年出生在克拉根福，父母都是顽固的法西斯主义者。他的父亲是一名法官，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名列前茅，直到1944年被游击队杀害。他的母亲一生都是法西斯主义者。用多梅尼格自己的话说，他忍受了“激进的民族社会主义教育”，他将终生反抗这种教育。

他成了一个公开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怀疑和矛盾精神，这种精神会一直伴随着他。自1970年代以来，他的密友汤姆·梅恩（Thom Mayne）说，“要理解他的作品，人们必须理解他复杂的性格，矛盾和有争议。他体现了一段复杂的历史，这产生了他性格的丰富性，他对权威，规则制定以及任何与他个人无关的东西都会抵抗。他的追求，他的坚持，以及他对思想和行动自由的要求。”这都成为他作为建筑师巨大能量和承诺的源泉。

在1953年至1959年在格拉茨的建筑学学习期间，多梅尼格首先对勒·柯布西耶，戈特弗里德·伯姆和沃尔特·弗德勒的雕塑混凝土建筑着迷。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他的第一个真爱：野蛮主义。当他与同学埃弗里德·胡斯（Eilfried Huth）在格拉茨（Eilfried Huth）一起在格拉茨设立办公室时，他们在两个感兴趣的领域工作：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如Floraskin，Zellflex，或是他们从1967年开始的竞争条目Neue Wohnform Ragnitz（拉格尼茨的新住房形式）。在那里，他们提出了一个多层巨型建筑，人们可以在其中插入他们的私人家庭胶囊。这些作品都尚未建成，但完全符合其时代的精神，将它们与阿奇格拉姆，约娜弗里德曼和日本代谢学家联系起来。

然而，与此同时，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多梅尼格和胡特已经赢得了两次天主教会大规模委托的比赛。首先，他们赢得了格拉茨天主教学院的竞争，并于1966年赢得了另一个将教堂转变为文化和社会中心的竞赛。这两个项目都充分体现了野蛮主义的精神，巨大的裸露混凝土雕塑墙，沥青地板，裸露的技术系统，聚酯屋顶窗户和色彩鲜艳的塑料家具。

这两个项目都在1969年完成，将多梅尼格和胡特推向了新一代年轻而狂野的奥地利建筑师的顶峰，彼得库克曾将其描述为“奥地利现象”。虽然刚刚30多岁，但多梅尼格和胡特已经是其他人的参考点。然而，他们并没有简单地继续走在野蛮的道路上，而是迅速地进一步发展。

当他们要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设计一个临时展馆餐厅时，Domenig和Huth将其开发为圆形的有机结构，其中所有承重元素都涂成强烈的蓝色，所有技术元素都涂成光泽的红色。这个小项目成为波普艺术的雕塑，并受到了很多关注。之后，他们为格拉茨的一位修女会众建造了一个食堂（1972-1977）。在回廊的长方形庭院里，他们放置了一种有机形式，如鱼或内脏器官。它由混凝土制成，喷在钢栅上，这是一种高度实验性的施工方法，并导致严重的雨水泄漏。最后，必须在整个建筑物上放置一个由手工锤击面板组成的铜屋顶。但这些结构性问题只是扩大了他们作为建筑真正先驱的声誉。自从修缮以来，直到今天，这座不寻常的食堂一直被修女们使用。

1975年，胡特和多梅尼格分开。Huth对更具参与性的建筑产生了兴趣，而多梅尼格则获得了他最负盛名的项目的委托：为维也纳的旧货银行Zentralsparkasse设计一座分行大楼。在这座建筑中，他汇集了他对野蛮主义，波普艺术，表现主义，有机建筑和解构主义（当然，这在当时还不是一个术语）的兴趣。

在圣莫尼卡期间，弗兰克·盖里甚至还没有开始他定义盖里住宅的风格，多梅尼格银行大楼的建设已经在进行中。这是一座有机建筑，内部几乎没有直角。凭借其手工锤击的反光铝板立面，它似乎“融化”在前面的街道上，创造了从公共空间到门厅的流畅过渡，并沿着有机楼梯向上进入办公室。在内部，所有技术装置都仍然可见：建筑中的骨头，绳索，皮肤和“肉体”。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为建筑中特别有问题的地方出汗，并在与工人和工程师的对话中自发地发展了许多细节。诸如，其中一面墙上的巨手元素，据说可以掩盖少数倾斜表面相遇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种激进、幽默，几乎媚俗的元素的想法在一天深夜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

很快，多梅尼格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在维也纳的第一个项目使他达到了名声的顶峰。但与此同时，整个施工过程十分疲惫，以至于他开始退出建筑。显然，他厌倦了将艺术愿景转化为建筑所需的许多斗争和妥协。到1980年代中期，他重组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现在能够收到较大的佣金，所有他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负责艺术理念，而合作伙伴必须处理建筑工地上的日常业务。这导致了一系列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很好的建筑，肯定不如他的早期作品那么戏剧化，开始变得没那么激进，对最小细节的思考也更少。除了三个例外。

1993年，他赢得了在许滕贝格（Hüttenberg）的大型展厅的竞赛，该展厅位于靠近其家乡克拉根福的偏远地区。在山上一个大型炼铁厂的废墟上，他铺设了一个由金属房间和人行道组成的系统，这些金属室和人行道将穿过废墟，穿过和越过废墟，形成桥梁，阳台，峡谷和切口。这个名为Heft的新系统打开了黑暗的废墟，并形成了一个结构，引导游客进入黑暗的洞穴和明亮的了望台。通过新旧建筑对比，它有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远景和新视角。探索这座建筑感觉就像在山上徒步旅行一样。

展览于1995年开幕仅半年，之后该建筑并未使用，第二次被遗忘。不久之后，多梅尼格被邀请参加德国著名的国际比赛，以改造德国纽伦堡前纳粹党集会场地的巨大国会大厅的未完成遗骸。

集会场是希特勒政权最重要的地点之一。正是在那里，国家社会主义党在1933年至1938年间策划和举办的群众集会，吸引了近百万人。许多巨大的建筑 ，如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喜欢与罗马帝国的建筑进行比较。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劳动力和材料的短缺而从未完工。会议厅也是一座巨大的未完工建筑。战争结束后，它一直空无一人。

直到1994年，纽伦堡市决定将其转变为纳粹过去的“魅力和恐怖”的文件中心。多梅尼格以大胆，重要，当然高度象征性的姿态赢得了建筑竞赛。他带着残酷的激情，在建筑物的北部“撞上”了一条玻璃和钢的通道。在建筑物的庭院和整个大院的正交网格中，形成了一个刺眼的对角线切口，这是由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设计的。多梅尼格本人表现出对黑色幽默的特别奥地利人的爱好，他称他的设计为“艾宁·斯佩尔·菲尔·阿尔伯特·施佩尔”，是施佩尔的长矛。

幸运的是，竞赛评审团中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理解这个残酷提议的奇妙力量，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巨大的纳粹建筑面前回避，并有足够的力量打破其魔咒的建筑可能性。对于多梅尼格来说，这也是与他自己家族历史的黑暗精神的对抗，也是他用克拉根福受政治“污染程度较低”的钢铁厂废墟所生产的。

多梅尼格的最后一个项目使他用了大部分时间在建筑工地上度过。这将是他最个人化和最激进的建筑。他自己的房子建建在湖岸边，在他从祖母那里继承的一大片土地上。

多梅尼格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设计，痴迷于周围群山的绘画。慢慢地，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才萌生了自己的想法，想要建造一座看起来很像构造运动形成的岩石的房子。在两侧，类似于墙壁或山丘的混凝土结构从平坦的绿色草地上升起。在两者之间，峡谷从山脉到湖泊划出一条直线。这个空隙形成了建筑物的中心。在这里，多梅尼格在地下挖了两层楼，并在沟渠上方放置了另外两层楼的玻璃和金属。从四面八方看，对角线切割穿过建筑物，撕裂混凝土墙，在内部和外部之间建立狂野而令人惊讶的连接。各种形式和大小的梯子，楼梯和坡道通过这个雕塑采取各种路线。斯坦豪斯是一座既不是用石头做成的房子，也不是像任何接近传统观念的房子。作为他自己的客户，多梅尼格很清楚，这所房子将成为他的宣言，定义他的遗产。该建筑始于1986年，解决了许多财务和静态问题，于2008年完工。“我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极限，”他指出。“没有回头路。这就是它将展示的地方，毕竟我实际上能够在建筑中实现的目标。四年后，他去世了。

虽然，斯坦多夫小村庄与多梅尼格的斯坦豪斯的建设斗争了很多年，但几乎在他去世后，它立即被置于遗产保护之下。今天，它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有许多人参观。它也是正在进行的多梅尼格维度展览的四个地点之一，该展览在奥地利的四个地点举行，持续到2022年10月16日。另一个场地是前钢铁厂Heft，多年来首次向公众开放，这也是参观这个展览的另一个很好的理由。

如果，你下次计划前往威尼斯的国际建筑双年展时：只需向北驱车两个半小时即可到达Steinhaus，这是Günther Domenig的宣言，这位（几乎）被遗忘的解构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