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岭南士人园林 理景艺术特征解析

“士”群体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作用极为显著。“士”阶层从战国时期开始诞生，经历了两汉之儒生、魏晋之士族，直至唐、宋、明、清由科举入仕的文人官僚，时代与社会面貌虽使其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但士人阶层的基本特征却保持了可观的连续性。[1]士人的概念在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常因参照系的不同导致士人范围的相异。狭义上的士，文献上“无位而文者”可以概括,即士大夫之外的基层士人群体；而广义上的士,是既包含基层士人也包括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整体意义上的知识群体[2]。士人阶层营建的私家园林应为“士人园林”，这个士人即在中央或地方担任官职的阶层的“仕”，同时具有文人或商人的社会行为与文化素养的儒生士人群体，为广义上的士人概念。本文针对以明清理学为官方哲学与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士人群体进行研究，即主要通过寻找岭南士人的群体性格探索明清岭南士人园林的理景艺术特征。

1.1明清岭南士人群体的理想人格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思想史上的儒、墨、佛、法、道诸家具有不同的理想人格模式和人生价值取向。理想人格的建构主要是融合儒释道理论的儒家学说新思想的延续。儒家坚持“圣人”或“君子”的理想人格范式，其特征为“内圣外王”，奉行“格物、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塑造途径，最后达到“仁爱”、“济世”、“中庸”、“注重气节操守”等精神与情怀，这些理想人格的内涵与塑造方式也随着儒家内部的变革而延续下来。

宋元时期岭南地区乡村社会佛、道与巫蛊力量充斥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后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的强大、当地经济日益发展和长时期之文化累积，一大批士人（表1）于明代中后期逐渐投身到国家正统与儒家理念新秩序的地方文化建构上来。如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云谷、大科、石泉、四峰四书院的成立，致使广东西樵山地区成为岭南思想文化活动中心，进而形成了南海士大夫集团及其文化社会辐射核心，而此时期岭南地区在国内外的贸易较为发达形成了该士大夫集团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以至于其在明中后期实现了学术上的全国性影响。

表 1 明中晚期广东士人略表

1.2.1家国情怀，内圣外王

明清理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了家国同构体的成熟。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大传统在汉代确立，这种基本结构是三层次的“家国”一体化，士人在基层社会有了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空间。这一变化直接促使士人阶层理想人格的独立。明代广东西樵山四大书院的成立及其学术思想的传播表达了“家国一体，内圣外王”的理想诉求。

1.2.2经世致用，义利均分

市民阶层出现以后，士大夫商人化倾向较以往明显，功利论此起彼伏，社会上出现了肯定私利、义利统一的新价值观，这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着极大的不同，明显表现出功利主义特征[3]。晚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压力导致了该时期士人文化诉求和人格精神的逐渐丧失与变质，这种转变促进了士人阶层对生存的理解和对生活实态的转变。[4]这就促使岭南士人群体也会呈现出重商、务实、开放的生活方式以及一定程度的平民风范与社会特征。

1.2.3世俗市井，享乐寻闲

西方文化冲击了中国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经营与运作模式，致使中西方文化粘补融合，重商思想逐渐变成明清时期岭南士人的常识理性，这一改变进一步体现在学风、思想与生活的世俗市井、享乐寻闲的世俗化色彩。岭南地区海内外商业贸易较其他地区发达，文化构成复杂，清末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其造园手法与风格展现出极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这种世俗化是以封建文化为参照系，表现出士人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对官方主导意识形态的反叛，呈现出世俗市井、享乐寻闲的生活实态特征。

2.1明清岭南士人园林分期

明代至清前期的岭南地区士人园林尚能保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观，清代以前岭南大部分地区的园林风格与江南园林或闽台园林没有太大区别，只有个别商业发达的城市如广州、佛山、江门、潮州等其西洋或世俗化风格更为突出。此时期的园林案例为黄宅书斋庭园，樟林西塘，碧琳琅馆，洛墅等。

晚晴时期随着鸦片战争后社会性质的改变，西方廉价质美的商品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经营与运作模式，导致岭南士人阶层重农抑商思想的完全倾覆，士人园林中世俗化的市井装饰风格更为突出。此时期的园林案例如潘家园宅、伍家园宅及广东四大名园，其中也可堪为过渡期的园林案例，而民国成立后的园林性质及其世俗化也显得更加显著。

2.2明清岭南士人园林举例

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士人园林数量较多，如据记载，岭南潮州府于明末清初既存30余处园林，多数为士人园林。如被誉为“开粤中一代风雅”的“明初南园五子”黄哲，其位于广州荔枝湾附近的私园听雪蓬属于“近江南之风韵”的岭南地域园林。黄哲“乙卯（洪武八年）四月，朝廷取回山东，治在郡诖误，竟置于法。”[5]其“文”才突出，著作诗集较多，如《南园前五先生诗》、《雪蓬集》等。黄哲的私园听雪蓬建于明洪武六年，南回广州思忆北下雪景，“天下奇音妙韵出自然者，莫过此也”，故以园名。

随着当代社会发展与城镇的建设，岭南地区园林留存下来的很少。夏昌世与莫伯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岭南园林普查工作寻找到很多园林，除了四大名园保存较好并得以修复之外，明清的飞园、馥荫园、邱园、小蓬莱、清风园等现已不存。夏昌世与莫伯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岭南园林普查工作找到了很多园林。对照其1963年《岭南庭园》部分园林一览表，通过文献整理，得出以下明清时期岭南部分士人园林一览表(表2)。

表 2 岭南部分士人园林案例一览表

中国古代士人的多元角色成就了其地位之特殊，也成就了其复杂的精神世界，而古代文化艺术体系的丰富为岭南士人提供了一个独享精神自由的新天地。明清时期岭南地区海风昌盛,商业发达，西方文化斥入，士人群体表现出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和官方主导意识形态的反叛，士人思想的流露在造园活动中也得以体现。

3.1空间融透、庭庭印和

“空间融透、庭庭印和”是岭南传统园林空间布局理景的较好诠释，也印证了岭南文风的潜移默化之影响。“庭庭印和”指的是庭与庭在造园中相结合做到“构园得体”，其最终归宿是“和而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造园应“道器并重，有法无式”，在造园中应满足实际功用、空间层次与审美意趣等多重需求。

可园（图1a）中部庭院为一较大的平庭，但造园者为了满足实际功用的同时塑造多层次的空间，在可堂与葡萄林室中间置一拜月台，拜月台与葡萄林室之间又置一“假山涵月”的假山，此方形唯一平面变为三层空间，即由假山塑造了前后两大空间，又在可堂与假山之间置一四面通透的拜月台。园主与审美者居于可堂之中可透过拜月台观赏假山美景，又可仰望星空，品赏月景。不仅如此，此方形平庭营造前后虽然在空间等物质层面保持分割，但却意旨暗合，月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审美的一大对象，赏月往往意味着思乡与团圆，但不仅如此，颐和园澄怀阁有一对联，“水木清华平分瀐润，坐揽风月高处胜寒”，或者可以品悟一二。可园之中、可堂之上、涵月之山、拜月之台，园主通过月文化景观表达了虽沉于世俗但仍想保持内心恬淡，静察体悟以求生命本真的传统士人心理。（图3）

图 1 a 东莞可园平面图

图 3 可园空间配置分析（( 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

3.2掇山置石、余情丘壑

山水骨架是古今造园理景的必须手法，中国古代早期即形成了山水审美文化观。山水审美本于一体，掇山置石是中国传统园林营造园林地形、塑造空间的第一步。《园冶》有云，“园中掇山，非士大夫好事者不为也”[6]，暗示掇山置石为士人园林必不可少的园冶妙法，其精髓则为“深意画图、余情丘壑”[6]，“有真为假、做假成真”[6]。岭南士人对石之“介于石，不终日”之坚硬贞洁的品性的赞美是山石人格化写意的表现方式。

江南园林叠山较多，孤赏石相对叠山佳品数量较少，以孤赏石为园名的庭园实例更少，如苏州环秀山庄则以叠山著称，且江南园林山石的世俗化特征没有岭南地区鲜明，岭南地区置石相对叠山多，是故“独石成峰、异石成景”为岭南士人园林叠山置石的普遍特征。建于明代的潮州黄氏庭园（图1b），又称猴洞，占地约900平方米，为书斋庭园，生活建筑的兴建必须满足园主的生活起居对工作待客等需求，园主在生活空间一侧择地四分之一兴建“山水庭”，南北皆为书斋，中间为一山水景观。佛山梁园（图1c）的置石佳例确实呈现出“独石成峰、片山多致”的情感意蕴，而“异石成景”是如何体现的呢，清晖园（图2a）内八表来香亭周边石景较多，且多为几块峰石组合成景，可分为近景、中景、远景。远景为芭蕉等组成的植物景观，中景为带有岭南特色装饰的半墙云墙，近景则为由顺德英石和笋石组成的石景。细观石景可以找到自然山林、悬崖峭壁、千峰竞秀的审美意旨。

图 1 b 潮州黄氏庭园平面图

图 1 c 佛山梁园群星草堂平面图

图 2 a 顺德清晖园平面图

3.3规则水形、内隐自然

水为园林命脉，有水则此景可活,是故中国造园专著各个章节都涉及水景的营造，“先究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6]。明清岭南存在较多借用自然水面造园的实例，水面曲折有致，暗合中国传统园林山水观。佛山梁园群星草堂（图1c）、潮阳樟林西塘（图2b）等皆为曲水佳例。群星草堂水面形态结合孤峰片石，与樟林西塘、潮阳西园（图2c）的假山水池一样，构成了岭南园林“山水庭”布局形态。岭南地区仍有较多士人园林水面呈现规则式的布局形式，这与江南园林不尽相同，为岭南私人园林独居特色的地方。诸多研究人员认为岭南园林的水体布局既有造园审美的一面，也存在务实性的一面，造园审美如风水聚气使园活络、营造空间、养鱼玩乐等，务实性的一面即为了适应亚热带潮热气候的现状，而于庭园之南置水体，水体的存在原因大致如此。

图 2 b 潮阳樟林西塘平面图

图 2 c 潮阳西园平面图

对于规则形水形的存在原因，当今学者从建筑布局与西风影响来分析：因岭南庭园多依建筑布局，形成连房广厦的布局方式，水体为了适应平面变化则多为规则式；因西方造园多采用改造自然的规则式，岭南特别是广府地区受西洋影响较为深远故采取规则式。作者同意上述论述，但是岭南理水的规则式与西方规则式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中国传统园林叠山理水在初创期多受神话与自然崇拜的影响，到了魏晋时期则慢慢出现了较玄妙的山水审美与山水诗、山水画，进而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理水审美观。明清时期虽然造园陷入程式化的套路且规模日益式微，特别是岭南园林世俗化很明显，但对自然的追求与模拟丝毫不减“自然而然”的意味，岭南规则形水池的演变发展适应了当地的气候环境与建筑形态，未尝不可及理解为一种哲学层面上的“自然”，正如《园冶》所说“构园得体”“随宜合用”[6]，东莞可园的水池为锯齿形命名为曲池，也是曲水自然之意境。

3.4园景因借、情景合一

借景是中国古典园林造园理景的核心手法，《园冶》记叙到“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6]，“构园无格，借景有因，切要四时，何关八宅”[6]。计成提出了四种借景手法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这些方式也运用于岭南士人园林。从岭南园林与周边景物环境的空间关系来看还可分为近赏之景、徘徊之景、远眺之景和借声之景等手法，而对景和框景也都是岭南士人园林最常用的理景之法。如“未荒黄菊径，权作赤松乡”的东莞可园，入门这一对联充分表达了园林选址、景观与意境多重含蕴。可园邀山阁（图5）高17.5米，取“邀山川入阁”之意，在明清时期占据周边制高点，邀山阁四面开敞，即可眺望四周之景，同时作为东莞清代一景为大家所熟知。徘徊之景理解为园林空间和层次较多可徘徊观赏，顺德清晖园中间部分可为此类，船厅、惜阴书屋、真研斋与对面庭园花亭、狮子山等景物组合在一起，幽深曲折，适合徘徊赏景。

图 5 可园邀山阁

3.5纳福世俗，中西合璧

园主造园之处往往意味着世俗化的开始。“中国传统社会的世俗化所消解的是对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政治教条与意识形态的消解。”[7]岭南士人园林，因士人常识理性的独特性，园林世俗化常常在布局、建筑、装饰、植物、山石或者形态、颜色、材质等诸多方面表现为功能优先、中西合璧、市井通俗等诸多世俗化特征。（图6）

图 6 清晖园建筑装饰与花墙

园林建筑理景较江南园林而言，装饰性较强，色彩艳丽，常运用故事戏曲、瓜果鱼虫等抒发园主祈愿安和富贵、仕途文艺步步高升等愿景[8]。建筑装饰分为功能性装饰和象征性装饰，兼顾普罗大众的民俗化需求，在建筑的各大构件如门、窗、墙、壁、梁柱、天花、屏风照壁等诸多方面，其手法如砖雕、木雕、石雕、彩塑、灰塑、泥塑、嵌瓷塑等。世俗化的体现不仅仅是装饰做法的迥异，还有表达含义的平民化，即除了传统士人解读的经典语义还有本土语汇、西洋语汇的综合运用。岭南士人园林因为庭园区与生活区联系紧密，势必会受其影响，常以岭南特有的植物瓜果花木为表现形态如因叶形似“业”而寓意事业成功地芭蕉，因闽南语系“旺来”谐音而寓意兴旺的凤梨等。余荫山房深柳堂、临池别馆与清晖园归寄庐、小蓬瀛等景物，以及园林中用来划分空间或起到装饰作用的花台对民俗图景蝙蝠寿桃图案的多次使用，八仙题材的运用等等可以证明岭南士人园林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十三行行商潘氏的海山仙馆更是如此，园主潘仕成的行商角色亦官亦商，属于岭南独有的士人类型，海山仙馆建设又处于古、近代社会（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因此风格中西兼具。以上案例皆体现了岭南士人园林世俗市井、享乐寻闲的士人诉求。

中国正统文化对岭南士人园林之影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岭南园林案例如画舫斋与濠濮间的存在不仅是风格精丽端方与淡泊宛曲，更多的可以体现某种境界或意境，这是人格观、宇宙观与园林审美的完美契合，皆能体现传统文化之正统。士人园林作为一种受制于封建皇权的士人生活及雅集之所表现出的是士人阶层相对独立的意志、道德、人格、情感与审美需求，而儒、道、佛三家融合则以儒家为主、佛道兼之的思想发展模式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岭南士人理想人格的建构的物质表现。

岭南地区园林，凭借其自身的自然地理与气候优势形成了岭南园林的热带与亚热带特色，但往往或因为岭南文化独特性的熏陶导致具有一定的西方与海洋风格，或因为地理位置与气候因素导致园林山石营造的分异与植物配置的乡土。本文研究即明确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士人园林呈现出“空间融透、庭庭印和”、“掇山置石、余情丘壑”、“规则水形、内隐自然”、“园景因借、情景合一”和“中西合璧，纳福世俗”的理景艺术特征，可见岭南士人园林是中国古代宝贵的园林文化遗产。

文章来源：古建园林技术，2019年01期

原题目：《明清岭南士人园林理景艺术特征解析》

知识点：理景艺术特征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