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窟前石质仿木构建筑和窟前木构建筑

中国石窟寺窟前建筑可分为窟面雕凿的石质仿木构和窟前接连的木构窟檐殿阁两大类，前者的研究较为系统，后者近年也逐渐受到关注。相关发现与研究工作反映出窟前建筑与石窟本体紧密相关，需将两者视作一个整体，从石窟寺的总体沿革、布局、功能、构造等角度对崖面和地面的建筑遗迹进行全面完整的记录与研究，并作为后续维修与保护的前提与基础。

中国石窟寺窟前建筑的情况，已有杨泓先生专文详细介绍，文中将窟前建筑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窟室的外部雕凿出仿木建筑结构，使洞窟的外貌呈现出佛殿或佛塔的外貌”，另一种“是在山崖所开凿的窟龛前面，接连修筑木构的殿堂或重阁等建筑”。前者石质，保存较好，时代也久远，前辈学者考述甚为完备，近二十年来重要成果较少，本文多复述概要；后者木构，较难保存，多以壁面梁孔等建筑遗迹和窟前遗址为主，以往关注相对较少，近年来又有一些新的发现与研究，可简略梳理主要学术脉络，以为今后工作提供参考，本文的内容以此为重点。

窟前石质仿木构建筑始于北魏，流行于北朝至唐，集中出现在云冈、龙门、响堂山、天龙山、麦积山这几处大型石窟寺。由于这一时期的地面木构建筑无存，因此石质窟檐所反映的早期建筑形象，很早就引起建筑史学者和佛教考古学者的共同关注。

云冈北魏石质窟檐出现最早，1933年梁思成等先生调查云冈石窟时即注意到石窟崖面与内壁表现的建筑形象。云冈中区第9、10、12窟均分前、后室，前室作石质窟檐，虽窟面破坏严重，但窟内仍能看到柱、额、斗栱里转的结构与形制，同时壁面浮雕的三间殿堂也可视作窟面建筑形象的再现，1937–1945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对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测绘，自然也包括对窟面建筑形象的考察，在第9、10窟前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还发现了窟檐柱座、地面铺地等遗迹。1972–1973年五华洞窟前发掘，清理发现第12窟石质窟檐顶部残存的瓦垄、鸱尾等遗迹，可大体复原洞窟原始立面（图01）。

图01/云冈石窟第12窟立面复原图

龙门石窟未见与云冈石窟类似的独立前室石质窟檐，仅在窟面上浮雕建筑形象，较为简练，如古阳洞、宾阳洞、火烧洞、莲花洞、路洞等表现尖栱门楣，皇甫公窟、唐字洞还另做石质瓦垄屋顶（图02）。

图02/龙门石窟皇甫公窟的石质窟檐

图03/南响堂石窟窟檐斗栱

南北响堂石窟均有石质窟檐建筑遗存，多做单层覆钵塔与木构建筑交构的形象，形制特殊，北京大学考古系曾多次调查记录，并发表了有关南响堂窟檐遗迹的调查简报，其第1、2窟外檐挑出的斗栱，做五铺作双杪偷心，是我国石质窟檐中最为复杂的做法，也可证当时建筑斗栱已趋成熟（图03），钟晓青先生从建筑学的角度，分析了响堂石窟的整体布局、石质窟檐的结构与形制特征，认为其分别表现了佛塔四周加建檐廊和独立的佛殿两种不同的空间意向（图04）。

图04/响堂石窟所表现的建筑样式

天龙山石窟北齐、隋、初唐均有石质窟檐遗存（图05），李裕群先生曾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分期研究，认为石质窟檐渐有从廊柱型向无柱型简化的趋势，这对于认识唐代以后石质仿木构窟檐渐少，而多做无任何建筑元素、前部开敞的窟口空间，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图05/天龙山石窟第16窟石质窟檐

麦积山石质窟檐遗存较多，但由于崖面陡峭，考察工作困难。冯国瑞、辜其一先生最早关注“石造窟檐”情况，1952–1953年，文化部两次组织调查小组对麦积山进行勘察，将前有石质窟檐的洞窟专称为“崖阁”，进行了较全面的记录。在此基础上，傅熹年先生后对麦积山窟檐建筑的形制、结构和比例关系进行了全面考察、测绘和研究，探讨石窟中建筑形象所反映的空间、构造等时代特征，确立了石质窟檐建筑研究的典范（图06），后董广强也有专文论述。由于麦积山崖面太高，基础调查尚有很多遗漏。近年来，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搭建高空脚手架，对第4窟石质窟檐进行了重新调查，发现柱间双层阑额、柱头一斗三升、补间人字栱等诸多新迹象，更新了我们对麦积山乃至北朝石窟窟檐建筑的认识。

图06-b/麦积山石窟第43窟实测图

图06-a/麦积山石窟东崖各窟廊建筑和雕刻复原示意图

综合层面，傅熹年、宿白、钟晓青等先生结合各石质窟檐的基础资料，参考其他图像、实物和文献材料，对其反映的北朝时期建筑形制、结构、技术、装饰进行了系统论述，特别是傅熹年先生关于北朝建筑构架的讨论，基本确立了南北朝时期建筑从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构架演变、木构架以纵架为主体向以横架为主体过渡的建筑史观。

而唐代以后，仿木构石质窟檐已不再流行，但在陕北、晋南、川渝地区仍有零星分布，虽数量极少，但却能反映石质窟檐空间作法的延续，遗憾的是，现阶段仍仅对平顺金灯寺（宝岩寺）石窟做过较全面的调查。

对窟前木构建筑有目的的调查与研究，也始于云冈石窟。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先生调查云冈石窟，即注意到“窟前的附属建筑”，并结合郦道元《水经注》中“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记载，首次论及县志中记载的“十寺”可能对应窟前木构殿宇，对窟前考古发掘充满期待；1938–1944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调查云冈期间，不仅注意到石窟窟面的梁孔、椽眼与人字形沟槽遗痕（图07），还先后在中区第9、10窟与西区昙曜五窟中的第19、20窟前发现大型建筑遗存和北魏遗物，但当时工作以探沟试掘为主，所揭示的遗址情况尚很不全面；1947年，宿白先生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并结合相关文献及崖面梁孔、椽眼和人字形沟槽等建筑痕迹，探讨了窟前建筑的范围、分组，与文献中“十寺”对应，推定建筑的主体时代属于辽代。1972–1973年，配合保护修缮工程，云冈石窟管理所于五华洞前考古发掘，在第9、10窟前发现上下两期建筑遗存；1987年对龙王沟崖面与窟前建筑遗迹进行了全面调查与发掘；1992–1993年，为配合保护修缮工程，在云冈西区昙曜五窟、中区第9至13窟、东区第3窟前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各区域均再次确认上下两期建筑遗存，并初步认为上层建筑遗存为辽金时期，下层建筑遗存可能至北魏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次考古发掘，较为全面地揭露了云冈窟前建筑的情况，特别是在西区14至20窟、中区9、10窟前的下层建筑地面，发现了与崖面等距离分布的大型梁孔相对位的柱穴遗迹，同时伴出大量建筑砖瓦与生活用器（图08），惜详细报告尚未全面公布；在中区9、10窟、龙王沟及东区3窟上层地面，也发现有等距离分布的建筑础坑，与崖面上较小的梁孔、梁槽等建筑遗迹有对位关系，刘建军先生据此对9、10窟上层辽代建筑原状进行了探讨。除窟前地面的深度发掘外，崖面上的建筑遗迹也值得细化考察，西区昙曜五窟部分洞窟明窗两侧，还留存有承托建筑大梁的横梁槽口，周边壁面雕凿的北魏千佛，均避让梁槽开凿，可说明相关建筑遗存不晚于北魏，而窟前建筑的兴建破坏了洞窟原始立面和地面，则其营建时间更可能在北魏迁洛以后。最近云冈窟面维修期间，研究人员在大梁孔内侧，还发现了一尊较为粗糙的浮雕小像，推测其时代为北魏，也可见窟前建筑的时代较早，该发现虽小，但位置特别，可引起人们对壁面窟龛造像与窟檐建筑工程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图07/云冈石窟西区崖面上梁孔、椽眼等建筑遗迹

图08/云冈石窟第9、10窟前建筑遗址

窟前木构建筑考察相对充分的另一石窟寺是敦煌莫高窟，其崖面上早年保存有大量栈道和窟檐建筑遗迹，早期探险者调查即有摄影、绘图并附简略的介绍。1951年6–9月，文化部文物局委任宿白、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四位先生组成工作组，系统考察敦煌石窟，除各洞窟内部遗存外，还重点考察了窟面的情况，对崖面原状与窟檐建筑的关系、窟檐建筑的时代与形式进行了全面探讨，认为石窟初期开凿时，并没有栈道窟檐，各洞窟通过前室间的过道沟通，唐末以后，由于崖体的崩塌，才开始广建窟檐和栈道连接上部洞窟。莫高窟还保留了六处晚唐至宋初的窟檐建筑，是我国石窟中独有的早期窟檐实例，工作组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图09），辜其一先生后对窟檐建筑的时代特征进行了分析论述。1963–1966年，莫高窟全面维修加固，遮覆住了大量建筑遗迹，为配合加固工程，在窟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古发掘，了解到除崖面高处、进深较浅的窟檐建筑外，在崖面底层还修建了一系列殿堂式的窟前建筑（图10），其中大量建筑为五代宋初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所建。窟前建筑遗址，在其后的几次保护工程中，也还有局部考古发掘，使得莫高窟南区1000余米长的底层洞窟窟前遗址连成一片。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底层洞窟第53至55窟之下，还发现编号487、488、489等几处更低的洞窟，再下十余米，始见河床的卵石。487窟为北魏营建，前室壁面还有建筑梁孔和地栿孔遗迹，可见其临空建有栈道和窟檐，这不仅涉及建筑问题，更关涉到莫高窟整体景观环境，潘玉闪先生据此认为莫高窟窟前地面历代不断抬高，至五代宋初窟前地面堆积至现底层洞窟位置，始大规模营建窟前殿堂。根据公布的基础材料，萧默先生结合现存的几处窟檐建筑和敦煌壁画中唐宋建筑形象，对53窟窟前宋代建筑的形式和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复原探讨（图11）；马德先生结合文献材料对当时的崖面洞窟分布和窟檐关系进行了宏观考察；沙武田先生认为窟前建筑与洞窟需要整体考察，初唐时即有窟前建筑与洞窟一体设计施工，并对部分窟檐建筑的年代及其与洞窟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莫高窟不仅留有丰富的窟前木构实例和遗迹，还发现有与窟檐修造工程相关的重要文献。1992年，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公布的日本九州大学藏《新大德造窟檐计料》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书详细记载了当时新建窟檐建筑各构件用材情况，极具史料价值。马德、冯继仁先生均对文书内容与年代进行了分析，对窟檐建筑形制与结构进行了复原探讨（图12）。

图09/莫高窟第431窟木构窟檐测绘图

图10/莫高窟第53窟窟前殿堂遗址

图11/莫高窟第53窟窟前建筑复原图

图12/敦煌文书所记窟檐复原图

麦积山石窟崖面陡峭，栈道、窟檐等窟前建筑是洞窟开凿和后期使用的必备条件，在前文述及的几次早期调查中，窟前木构建筑多与石质窟檐作为窟面遗迹共同记录，以辜其一先生所绘麦积山石窟立面简图与麦积山勘察团所记栈道工程为代表。在1976年山体加固维修工程前，较全面地绘制有崖面建筑遗迹分布图（图13），这些图纸和早期调查照片，在崖面相关遗迹被遮覆后，已成重要的参考资料。初师宾先生最早注意到窟前建筑遗迹的特殊价值，将山体崖面条件、栈道、阶梯、窟檐作为石窟营造的必要条件与洞窟一体考察，重点阐述了崖面自然环境和建筑营造活动对洞窟分布、规模的影响，进而判断了部分洞窟的年代，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李裕群先生通过洞窟窟口相对于倒塌后的崖面的空间位置，探讨洞窟开凿先后，也是综合崖面情况和洞窟分布所得的新认识。近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重新勘察高处窟檐建筑遗迹，了解到第4窟上方建筑所残留的横槽和桩孔遗迹的具体做法，并发现与建筑营造相关的造像、瓦件与墨书题记，对探讨窟檐建筑的年代、结构和功能提供了难得材料。

图13/麦积山石窟立面图

龙门石窟窟前建筑遗存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奉先寺、擂鼓台、看经寺等局部区域。其中唐高宗时期所建奉先寺卢舍那像龛，规模最大，龛内大佛上方壁面留有明显的窟檐建筑梁孔遗迹，打破了唐代造像头光，学界普遍认为其为宋代加建的窟檐建筑遗迹，窟前遗迹在环境整治前曾有简略清理，现地面上标记有原主要柱础位置，与壁面梁孔有对应关系，崖顶在清理积石时还发现有大型的人字形排水防护沟，推测与大像龛同时开凿。东山擂鼓台窟前建筑遗址于2008年发掘，发现路面、踏道与石作阶基（图14），并出土有唐、宋时期的建筑构件、造像和生活用器等遗物。根据窟前踏道与洞窟平台、平台表面柱础及窟面梁孔的空间关系，发掘者推测窟前木构建筑与唐代洞窟一体设计，形成前有石作踏道、中建木构殿堂、后接岩石主室的组合关系，反映了一种全新的石窟模式。值得一提的是，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区考古报告，在洞窟遗存的勘查之后，专设一册系统介绍窟前遗址的相关材料，体现了全面完整记录石窟寺遗存的编著理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图14/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区唐代遗迹分布图

中原北方地区的石窟除以上主要工作外，在巩义、南北响堂、天龙山等石窟，均有窟前建筑残迹，但相关调查和发掘工作很少，唯天龙山第9窟大佛前的佛阁，于1985–1987年按明清样式重修时，对当时崖面上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进行了简略调查并附有复原方案的探讨。

石窟寺佛阁多为大佛而设，依山建造，规模宏大，是窟前木构建筑的特殊形式。2002–2006年，太原龙山童子寺遗址的全面发掘，首次揭露出早期佛阁巨制，意义重大。在童子寺北齐大佛前，发现有三面围合大佛的佛阁墙体，墙中部开门，外出前廊（图15）。通过墙体内壁所雕千佛龛和廊下柱础的形制特点，结合出土建筑遗物，可知佛阁与大佛约同时创建，唐代佛阁屡有维修，且每次维修均可能与大佛的重修相关，进一步揭示出佛阁与大佛历代工程的关联。此外，在大佛南侧的洞窟前，还发现有一进院落的明代寺院遗址，很可能就早期寺院基址重建。距童子寺不远的蒙山大佛亦为北齐开凿，其前开化寺佛阁遗址于2015年开始发掘，发现大佛前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的佛阁遗址，阁两侧再依山势另接一座建筑。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柱础在晚期重建时仍有沿用，推测早期佛阁可能为面阔九间的特大型建筑。考古过程中还发现五代北汉时复刻的《唐朝重修大像阁价钱碑》残碑，明确记载晚唐重建的佛阁为三层大阁，同时记载了修阁所用各种材料名称和数量、所用各种人工数以及总费用，对于了解唐代佛阁建筑构造和工程工料，具有重要意义。

图15/龙山童子寺遗址佛阁区平面图

图16/克孜尔石窟第162－163窟平立面图

新疆石窟较中原北方石窟出现更早，但由于保存状况不佳、工作条件困难，窟前建筑的考察工作一直较少。1906年，格林威德尔带领的德国探险队对龟兹石窟进行调查时，已注意到克孜尔、库木吐喇等石窟寺崖面上的槽孔与梁洞遗迹，认为当时洞窟靠通道与栈道连接，石窟前多有木构前廊。1979年始，由宿白先生组织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护所合作，持续十余年在克孜尔石窟进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并发表考古报告和分期论文，特强调洞窟之间关系，注重崖面上台阶、栈道等遗迹，并对部分洞窟前敞口的前室遗址进行了清理。1989–1990年，克孜尔谷西区中段维修加固时，清理发掘出下层30余座居住用洞窟和窟前原接建木结构建筑的遗迹。魏正中先生注意到窟前建筑、栈道、通道对洞窟空间组合与功能布局的标志意义，对龟兹石窟前的木构连通建筑给予了特别关注。其从窟前建筑扩展至洞窟前室窟檐、栈道、木梯与石梯、壁间甬道等石窟间的连通空间（图16），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不同空间所对应的功能与体验，将石窟串连成建筑网络并最终组成功能完备的宗教聚落，说明了窟前建筑调查与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吐峪沟石窟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揭示出新疆石窟窟前建筑的丰富面貌，在吐峪沟河谷东西两崖的洞窟前，清理出门道、台阶、僧房、殿堂等重要遗迹现象，特别是东崖中心洞窟K18前方下层，发现面阔三间、明间三壁绘有壁画、地面有铺砖痕迹的殿堂K25，与周边上下的礼拜窟、禅窟、僧房窟形成多层式的组群布局（图17），可与敦煌文书P.2009号《西州图经》“寺其（基）依山构，揆巘疏阶，雁塔飞空、虹梁饮汉”相互印证。

图17/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

南方地区的早期石窟，以浙江新昌宝相寺龛像与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为要。前者即剡溪石城寺大佛，“像以天监十二年（513年）春就功，至十五年（516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高僧传》卷一三《僧护传》），这说明当时大像前即建有三层阁台，是窟前建筑的最早文献参考，宿白先生曾详论南朝摩崖大像的开凿对北方的影响，这种像阁一体的建造模式，在前述太原童子寺、开化寺揭露的大像与佛阁上也得到体现。栖霞山石窟以千佛岩第19窟大佛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窟前原接有木构，现崖壁上还留存有横向凹槽和方形榫孔，考古发掘揭露出窟前范围较大的平台，平台的面层已经基本被后代破坏，发掘者推测其始于南朝而沿用至唐五代。川渝石窟是南方石窟的另一集中区域，以摩崖像龛居多，现部分窟龛前仍保存明清窟檐，可为早期窟檐结构、作法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其部分造像的崖面不高，窟檐多做双坡屋顶覆盖住山崖前端，形式特别，近闻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团队，对川渝窟前建筑展开调查，并按建筑构架形式，将其分为自然岩体窟檐、悬挑式窟檐、柱廊式窟檐和殿阁式窟檐四种类型考察，值得持续关注。另崖面早期窟檐遗迹与窟前建筑遗址的调查，部分报告虽偶有提及，但还有待全面展开。

以上窟前建筑（特别是窟前木构建筑）的发现与研究工作，已呈现出丰富的面貌，但还主要集中在几处大型石窟寺，且相对于洞窟本体的研究，窟前建筑受重视的程度明显不足，导致崖面建筑遗迹调查简略、窟前发掘清理工作较少。绝大多数工作多配合石窟保护工程进行，在建设施工的浪潮中，工作时间、人员、经费等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影响了调查与发掘的深度，基础报告也少有公布。相关研究的薄弱也直接影响到保护修缮工程，部分保护措施遮覆甚至破坏了窟檐建筑遗迹，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现阶段对窟前建筑遗迹的考察，多与石窟分开，相互独立，较少关注建筑遗迹所在石窟崖面的位置及其与壁面窟龛造像的空间关系，部分表征建筑与龛像营造先后的组合、打破、避让关系并未得到重视，因此，石窟窟前建筑的时代和结构，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此外，窟前建筑（包括石质窟檐）与洞窟的功能关系，也是石窟创建或后期改造时的重要考虑，它也直接影响到石窟寺院的整体景观和性质，这方面仍有待持续探索。

现有工作已充分揭示出，窟前建筑与石窟本体紧密相关，需将两者视作一个整体，从石窟寺的总体沿革、布局、功能、构造等角度对崖面和地面的建筑遗迹进行全面完整的记录与研究，并作为后续维修与保护的前提与基础。宿白先生早已提出并践行这一整体考察观念，在现有工作的积极推动下，这将持续指导相关工作的展开。

来源：中国文化遗产.  2018,(05)，2018年9月28日发表，原题目《中国石窟寺窟前建筑的发现与研究》

知识点：木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