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奖追债、蹲点式沟通……环保企业“花式”催收

成立专门负责追收账款部门，要求员工“蹲点式沟通”——每天到相关主管部门拜访，不让进门，就挑上下班时间在门口“堵人”。

桑德集团不得不这么做：华南地区某县一个污水处理厂自建成后就拖欠运营费用，累计已欠下1.4亿元；东北地区某县两个污水处理项目已欠了六千多万元运营费用；西北地区某市的一个环保工程项目欠下2亿多元……

“我们真的是被逼无奈。”桑德集团高管陆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便这样，有些地方政府是“真没钱”，欠款只能一拖再拖。桑德集团是国内著名的大型专业性环保、新能源企业。

应收账款不是桑德集团一家面临的难题，也是环保行业的老大难问题。据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统计，2021年，A股177家环保上市公司中，有130家企业应收账款增加，占比73.4%。整体来看，177家公司的应收账款总体增长了10.8%。

这背后关联着2018年以来环保产业的一个趋势：此前一些民企盲目扩张而忽视了风险管理，随着市场逐渐饱和，加之宏观政策调整，企业融资受阻，经营压力加大，民企纷纷开启“混改潮”——选择与国企、央企混改。

疫情这一变量因素，让一切更加棘手。面对持续攀升的应收账款，不少环保民企业绩退步，深陷债务泥潭，此前一些通过积极并购环保企业、扩大业务版图的国企、央企也放缓了扩张的脚步。

“当前的生态环境产业正在经历2018年以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次调整。”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马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直言。

“疫情以来，环保企业受到内外夹击。”马辉称。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统计了2021年环保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除平均净资产连续小幅增长外，净资产收益率、经营性现金流、毛利率等指标均出现连续三年下滑，企业的盈利情况不容乐观。

马辉指出，内在压力主要来源于：一方面近些年环境产业迅速发展，更多竞争者涌入市场，竞争格局发生改变，部分传统细分领域市场趋近饱和，竞争日益加剧；另一方面，2021年第四季度，大宗商品材料等价格上涨，特别是药剂生产和运输成本上涨较为明显，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外在压力主要是疫情之下，不少地方政府财政吃紧，应该支付给环保企业的账款不得不延迟，应收账款拖欠程度有所加剧。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促进会在官网发布的一篇文章介绍，2020年个别企业反馈，往年3个月付款周期当年要6个月，而往年6个月当年要1年。

一家主营水务的环保上市公司总经理唐艺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应收账款通常可分为工程类和运营类两类，工程类通常是建设项目的尾款，而运营类则包括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等。

唐艺杰所在公司在某区域有多个运营项目，2019年之时该区域应收账款占总运营费用的比例约百分之十几，而2021年达到了47%。目前公司应收账款总计约4亿元，而每年总营收也才不到20亿元。“已经对我们正常经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唐艺杰坦言。

甚至一些财政情况不错的地方，2021年起也开始拖延支付应收账款。一家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的头部公司高管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公司总部所在的区是全国百强区中排名靠前的，如今也遇到了财政困难，“更别提其他地方了”。

管理应收账款，已成为很多环保公司业务的重中之重，很多公司想出了五花八门的“追债”手段。

唐艺杰所在公司把工程类项目回款情况分成四级：正常支付的项目；开始有拖欠的项目；拖欠严重，需要重点关注的项目；近乎坏账的项目。公司把追收欠款的责任分解到个人，对于员工一直跟踪的项目，只有回款节奏正常才能拿到全额的执行和市场奖金；对于新人负责的老项目，根据回款难度不同，出台不同的激励措施，例如每追回100万元奖励一笔奖金等。

采取法律手段，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一招。

“我们的客户主要都是政府，一旦起诉地方政府，害怕影响不好，影响我们跟其他地方政府的合作，所以通常能忍则忍。”陆明说。

不过，官司不可避免。桑德集团已经打了几个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司，并准备继续起诉拖欠账款严重的一些地方政府，唐艺杰所在公司也赢过类似官司。

然而，即便打赢了官司，执行也是困难重重。唐艺杰称，公司曾起诉过某地住建局，法院判原告胜诉，公司申请了强制执行，但即便将住建局局长列为失信人，还是差2万块钱没还上，最后“这2万元就算了”。

事实上，近几年我国曾组织过两次清偿民营中小企业账款行动。一次于2018年11月开始。牵头部委的工信部介绍，截至2020年底已累计清偿超过8500亿元。

“地方政府收到推动清欠的函件后，也跟我们联系，口头说会积极想办法，实际上好多也不了了之，主要原因除了没钱以外，还包括缺乏强有力的考核措施。”陆明称。

另一次清欠行动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于2022年5月初，除了列出5月底、6月底两个任务时间表以外，还特别强调把清欠列入2022年审计和国务院大督查的重点。

马辉表示，政策的传导需要一个过程。拖欠应收账款成因复杂，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在于建立健全长效、常态化、双向的沟通机制。“两方要一起想办法解决，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虽然应收账款拖累了不少环保企业，但也有一些公司未踏入泥潭。

一家环保国企的高管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公司控制应收账款的表现在业内相对较好，主要原因是在投资项目之初就特别重视资产质量。“有些公司稍有风险的项目就不接，回款就很好，但相对应的是，企业也不容易做大。”

在第三方咨询机构大岳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永祥看来，应收账款问题产生的内因是企业风险意识不足和内部投资管理不健全。“拖欠账款不是个别现象，为什么你的项目欠款问题无法承受？为什么这些无法承受欠款问题的项目你要做？”

2014-2017年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最火之时，不少企业为迅速占领市场，签下了许多如今看来不合理的项目，并不注重项目投资质量。金永祥举例称，有一个县城每天产生的垃圾量不到150吨，而环保企业派出的人员与当地政府签下的固废处理项目规模却达到了900吨。

“虽然许多企业家开始也觉得一些PPP项目有隐患，但后来看着别家公司都在揽项目，业绩噌噌地上涨，担心自己不动就落后了。”马辉说，“事后一些企业总结了一个词叫‘裹挟’，认为被裹挟进去了，其实还是说明定力不够、判断不清。”

陆明称，桑德与一些财政困难地区政府签了合同，主要考虑的是环保是硬性要求，地方经济条件再差，也必须满足环保考核指标。唐艺杰表示，许多签下的项目主要是基于跟地方政府的“人情”关系，“平时跟地方政府长期合作，如果对方遇到了环保的压力，也不能对项目质量挑肥拣瘦，总要帮一把”。

现在“仗义”已行不通了。唐艺杰回忆，疫情之前，即便地方政府资金暂时没有到位，凭着某位官员“某时凑齐资金”的口头承诺，可能也会垫资。现在只有现金就位，或项目有地方专项债等支持，才会考虑投标。

“疫情之后，环保企业现金为王的心态更强烈了。”唐艺杰说。

清新环境总裁李其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疫情以来，尤其是2021年起，公司提高了所有的投资项目的风险控制标准。“整体经济形势好坏会决定我们投资的意愿、强度和风控措施。”

除了风险管理，另一个趋势是环保行业正变得越来越集中，主要体现为混改和并购。

环保行业“混改潮”出现于2018年，众多头部民企纷纷变为国资控股。但业内普遍认为，目前混改真正取得“1+1＞2”效果的案例其实并不多见。

清新环境可能是少数成功案例之一。2019年，专长于大气治理领域的清新环境与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完成混改。李其林表示，2018年以来，环保行业融资难度攀升，公司既有业务发展遭遇瓶颈，环保工程类公司估值下挫至历史较低水平。另外，公司判断，行业趋势是从单一领域向综合治理方向发展，遂决定混改，以解决融资和资源问题。

混改立竿见影。2020年2月，清新环境先后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四川分行、渣打银行成都分行的5亿元、4000万美元（约2.8亿元人民币）授信。同年3月，清新环境发行的8亿元绿色公司债券，获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全额担保，发行人本期债券评级为AAA，主体评级为AA。

在李其林看来，混改的核心是双方的沟通机制，如何既保持上市公司的市场化活力，又维持住国资的稳定性和合规性。

“清新环境是行业内比较早主动混改的公司，效果目前还不错。而后续有一些公司是被动混改的，仍在解决融合产生的问题之中。”李其林称，“无论是一个大公司的转型还是一个机制的梳理，没有两三年时间都很难去下定义，我觉得观察环保行业混改效果仍需一些时间。”

而并购主要发生于行业内头部公司之间。据上海证券报统计，2022年以来，A股节能环保板块已有上百家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展开行业整合、延伸产业链，不同细分龙头企业更是依托自身禀赋加速布局新能源、资源化利用等新兴赛道。

曾以火电烟气治理为主要业务的清新环境混改后，就并购了一些其他领域的公司，业务新增了水务与城市环境服务、生态环境修复、低碳节能、资源再生利用与危废无害化处置等。2021年公司业绩实现逆势增长，营业收入68.80亿元，同比增长46.34%；归母净利润5.68亿元，同比增长66.70%。

一些环保企业还在尝试利用多种金融工具。一个例子是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2021年6月，富国首创水务基础设施投资公募基金成为了国内首只上市的水务公募REITs。

环保行业是“长周期、回报慢”的重资产行业，REITs可以实现一部分重资产的IPO，借此实现存量资产的盘活，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资产周转率。

首创环保集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上市以来，富国首创水务REIT的市场价格已从原始发行价格3.7元最高涨至7.26元，累计涨幅最高已达到96.30%，“意味着价值充分得到市场肯定”。

“从盘活资产角度来看，REITs是个合适的金融产品。”首创环保集团表示，目前REITs入池资产均要求以“使用者付费为主”，这对于确保项目长期现金流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国企、央企不断拓宽融资渠道不同，不少民企开始主动收缩规模，以纾解资金压力。

桑德集团总部已经从高峰时的千余人裁员到如今两百多人，仍欠着一些员工薪水，公司正努力转让手中优质的项目。“如果历史欠款都能收上来，我们计划把公司规模缩减到顶峰时的三分之一。”陆明有信心企业能缓过这口气来。

事实上，近几年，多家环保上市公司挂牌出售股权或资产。例如，2022年5月31日，上海中宝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富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将原价值560余万的长期不使用、不需用或无使用价值的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出售，并解释此举是“为了减少亏损，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和积极调整业务结构”。

根据环境商会公布的2021年中国环境企业50强榜单，国企和央企已成为主角。马辉认为，疫情之后企业发展在加速分化，头部环境企业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持续凸显，行业集中度在进一步上升，中小企业面临更大发展压力。

目前大环境下，环保产业发展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一些只做环保工程项目，不做环境治理业务的公司渐渐拿不到新订单，可能会慢慢被市场淘汰，留下一批真正有环境污染治理技术、设备和产品的公司。”马辉说。

更大的背景是“十四五”为环保产业从工程时代转向运营时代的转折期。“工程时代，是干粗活的阶段，企业主要的驱动力量是资本资源；进入运营时代，到了干细活的时候，技术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长期跟踪研究环保产业的智库“青山产业评论”主编张宝山说。

张宝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污水处理和固废处理等领域有较强的工程属性，前期的发展阶段主要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经历了过去十年大量的工程建设，基础设施的短板渐渐补足，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饱和，同时运营能力暴露出明显的欠缺。但这并不意味工程建设的停止，而是逐渐减速，同时对运营的要求会越来越强。

李其林认为，未来需要突出资本运作和技术创新的协同，“资本做产值，技术出利润”。企业要利用自身在融资、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转化成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技术创新才能增加利润。

这也得到马辉的认同，“环保行业将从投资行业渐渐回归技术服务型行业的本质”。马辉指出，未来国企央企会做到大而全，从单一领域向全产业链布局；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做到小而美，修炼内功，提升技术、产品和服务能力，“有独门绝技，就不愁没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