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费不能停机，环境产业在旧地图之外寻找出路

一位污水处理厂厂长说：我们厂还好，但是我们在甘肃、内蒙有几个项目公司，欠款很严重。当地财政就没啥钱，运行了三四年，一年就给点电费。合同履行情况还是差得远。我们这里也不行了，前几年是预拨水费，现在也慢慢开始拖欠了，基本上是半年，财政受疫情影响太大。

一位律师说：很有同感，因为前一天正好和环保系统某领导讨论到这个问题。某县政府指定一家环保公司对某化工锰渣库渗滤液处理站项目进行建设和运营（原企业已经死掉无力处理），运营费用由环保公司垫付。该公司多次向县政府请示，鉴于环境压力、资金压力大，请示对项目撤场移交并恳请结算相关费用，县政府一直没有答复。现在环保公司骑虎难下。主要是政府现在没钱，诉讼这条路很难走。但环保公司也撑不下去，还不敢撂挑子。你一撂挑子，马上就被抓住把柄。

一位环保公司高管说：趋势就是这样，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总还有一些企业能挺过去，主要靠自己的风控能力。

对于面临挑战的环保公司来说，要依靠风控能力，想办法在不那么好的年景中活下来，还要不忘憧憬好年景，继续营造好自己的小天地。无论是苦练技术，还是降低成本，还是走产品化之路，都是要让自己在好年景来临时有好东西。

E20环境平台董事长、首席合伙人傅涛认为，环境产业在支付路径上有两个责任主体，一个是地方政府，一个是工业企业。 现在仅仅靠责任主体的支付，不足以支撑产业，尤其是政府支付，账期延长，锅多与盖少的矛盾加剧。

他认为，虽然地方政府比原来任何时候都有钱，但是在灵活支配收入上比任何时候都少，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的采购上变得拮据，因为项目越来越多。这两年，延期支付的问题因为疫情暴露得更多。

环保的本意是要为政府、工厂、园区做无害化服务，处理污水、垃圾。

傅涛说：“产业之初，扩张领土的时候，想象空间很大。那时候，相当于政府兜里有10块钱，但手上的活儿只需要5块钱，那就有办法；现在政府兜里有100块钱，但活儿是200块钱才能干完的，钱就不够了。”

这200块钱的活儿个个都有名头，而环保只是其中一个，在地方政府眼里，环保甚至是重要性靠后的一个。

傅涛认为，环保不应该是只做末端处理的，如果只做末端，命运早在三五年前就已经注定。得两条腿走路，得创造价值。

比如垃圾焚烧，就是两条腿走路，走得就更好。

垃圾焚烧是唯一一个60%是价值服务，40%是政府无害化服务的领域。它也面临着政府的垃圾处理费给得少，补贴退坡问题。但是政府的补贴少了，垃圾焚烧企业就努力提高发电效率，一吨垃圾原来发电200度，现在发电300度，就弥补了不足，所以这个行业蒸蒸日上，快速发展。

如果收入完全是靠政府付费，政府没钱的时候，那环保公司就也挣不到钱。

以前我们评价一个环境设施的好坏，只看它的排放标准，这是温饱时代、小康时代的逻辑，我们的社会现在的主要发展逻辑是高质量发展，这样来看，环境产业内的洗牌是必然的。

就以污水处理领域来说，原来我们是只有一个跑道，标准也一样，所以竞争就是在同样的赛道上比拼，大家都很紧张，收益率持续走低，现金流绷得很紧，政府只要拖延支付，企业就有可能会垮台。

但是企业家的本能是发现价值、定义价值、实现价值。傅涛认为，环保产业同样在回答什么是高质量，高质量的核心就是定义跟环保有关的美好，为了这美好的目标，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得到你应该得到的收益。

比如说把污水处理厂建成了公园也好，建成了婚纱摄影基地也好，建成了科技示范基地也好，它都不是无害化，而是一种衍生服务。

如果你只做无害化，的的确确就是在刀尖上跳舞，越来越窄，越来越锐，一不小心就掉下来了。

签了合同必须要履约，但哪怕地方政府不赖账，只是晚点支付，比如账期3个月、6个月，这对环保公司来说，就意味着几个月的财务成本，就要垫钱。这钱是从银行借的，就会产生利息。政府不弥补利息，那么环保公司本来能挣到的5%~10%，现在就会变成持平，甚至会亏损。

环保任务并没有完成，还有很多地方没治理到位，雨水、土壤、海洋……但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去支付更多的公共服务。

环保无法按照原来路径去走，呼吁加强严监管的作用有限，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公务员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同时有太多事项需要用钱。

所以，环保公司的发展出路其实就两条，一个是控制好成本，用科技水平、智能化水平、精细化管理释放空间。

这方面，不同领域都有许多公司在尝试，在开拓，比如做膜的世浦泰公司，新膜的推出意味着在到达同样的功能目标下，膜制造过程的资源消耗相比行业减少60~70%，膜使用过程的能源消耗相比行业减少80%，膜使用寿命是行业现有产品的2倍以上。

另外一个，要做价值服务，把污水、垃圾变成能卖出去的东西。如前面提到的垃圾焚烧发电，以及一些公司在做的污水资源化。

“最近的出路就是两条，一个是自己降本增效、提高效率，这需要求助于科技，求助于系统优化。 另外就是要自谋出路，自己获得价值的增量。 ”傅涛说。

他认为，一个好的环保公司，应该能做到收入的一半来自于无害化（政府付费），一半来自于价值增量。

一点无害化都没有，那不叫环保公司，可能只是个资源综合利用公司。环保公司要有一半业务是做无害化的，这部分要做到高效、智能，成本低，效率高。这部分的资产收益率不会太高，未来可能就是3%~5%。其他的收益要通过衍生服务，这是根本出路。

傅涛认为，环保公司业务周期太长了，应该提高产业化程度，真正的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是产品化。产业化程度太低，带来了拖欠支付问题，有些行业就没有这么严重的欠账问题，因为不给钱不出厂。比如说哈希公司做的是监测仪器，90%款到了，才出厂，不付钱不拆包。

他举例说：就像你到人家家里打整体厨房，打完不给你钱，你还不能拆了；但是如果是卖整体厨房的，你付完钱我再发货，到了现场安装，就没有不付款的问题。工程也可以做成产品化，整体厨房就是典型的工程产品化。

就是做门也一样，可以现场做，也可以在工厂做完，现场安装。金科环境董事长张慧春在E20论坛上表达过类似意思。

金科环境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推出了一款产品——“Model3膜水厂”。“Model3膜水厂”有四个系列：超滤（UF）水厂、纳滤（NF）水厂、MBR水厂、新生水水厂。其中，MBR水厂是金科和北控联合开发、联合设计、联合做标准化，目前第一代产品已经投入使用。

张慧春表示：“我们希望用户运营这个膜水厂就像开汽车一样简单，不要像现在的膜运营项目这么复杂。”

所以，我们环境产业应该思考的是，工程怎么走向产品化，技术如何变成产品，服务如何变成产品。卖价值，而不是卖劳务。

傅涛说，E20的主逻辑是在推动提高行业的产业化水平，产业化水平体现在不同方面。对运营公司来说，就是提高你的服务产品化，一些龙头公司最近也在讲服务产品化；对技术公司来说就是技术产品化；对设备来说就是装备产品化，装备并不都是产品，产品是按价值定价的，就像手机，出售的时候并不是按照它的成本定价。

我们的环保工程公司做工程，相当于到人家里做饭，那么干完活，对方没钱付，我们的环保公司就没招了。但如果到餐馆吃饭，想吃霸王餐是不容易的。而且顾客买的是成品菜，至于成本是多少，他是不用过问的。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把环保服务从到人家家里做菜，变成开餐馆这样卖有完整价值的产品。

傅涛认为，金科环境、清研环境、北控水务是在寻找新的出路、转型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一些代表性公司，它们有比较好的产品化思路。产品化就是客户在买你的产品价值，而不是简单的功能。

从工程公司到总包商，再到产品化公司，有先见之明的环保公司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再走。

从工程公司转变成总包商，相当于原来是政府请回家里的小时工，现在往前走一步：你不用管我买菜怎么买，成本是多少，我在你家里头做，给你做一桌菜。还是在人家里做劳务，要计算材料费多少钱，人工费多少钱。只有到餐馆吃饭的时候，买的是价值，顾客不会计算你的原料成本和人工。如果更进一步，置办婚宴，菜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衍生服务、价值服务。

我们的环境产业也是有类似的渐进过程，从纯粹的小时工，到总包商，再到产品化，到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当然也不是所有公司都能按照这个步骤亦步亦趋，傅涛说，只有一部分公司会走到第四步。因为就像吃饭一样，有不同场景，在家吃、去餐馆吃、吃婚宴，都有可能。所以，有一些业务，有一些公司会升级，但还有一部分继续按原来的模式走，不是所有的公司和业务都会产品化。

只是按原来模式走，就必须进一步降本增效，并要做好过艰难日子的准备，因为这部分业务注定会进入一个稳定低收益的时代，而且这不是短期的。

现在环境产业的状况像一组乐曲终了，下一组乐曲开始之前，中间那段转换的时间，听上去怎么突然变了，调子不一样了，是演奏出了什么问题吗？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怎么回到之前的状态？其实是新的阶段要开始了，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只能是进化自己的技术，降低自己的成本，并尽可能寻找新的出路，比如产品化、以及无害化之外的价值服务。

无害化是全社会对环境产业的共识，是基础，如果环境产业价值归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无害化共识的幻灭。但也要看清楚无害化服务的局限，在此基础上发现环境服务其他可能的潜在价值，从而增强产业主体的生命力。

对于一代人来说，环境产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规则在变，社会、经济在变，要应付的各种挑战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或者说他们比别人更果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现在，整个产业里乐曲的节奏比以前缓慢了一点，也许正是考虑“精细化、智慧化、资源化、低碳化、生态化、社会化”的时候。

放下旧地图，试试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