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化与都市区空间作用关系

分权的实质是制度的调整，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改革实际上就是以多种分权形式在不同政策领域以不同力度进行的政策组合。世界银行（ 1999）将分权化的概念界定为，因公共职能将权力和责任从中央政府向下-级或准独立自主的政府组织或私人部门的转移〈Litvack , Jennie and Jessica Seddon，1999)。因此，分权化既包括纵向的中央向地方的分权，也包括横向的政府向市场、社会的分权。

都市区空间的地理属性、功能属性和政治社会属性。

空间的地理属性决定了城市发展基础的自然地理格局;功能属性强调的是城市内部结构和分区在城市整体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往往更依重于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和理念，强调都市区空间分区与布局的功能性和科学性;政治社会属性正如列夫菲尔所言，社会空间作为政治空间而被概念化，国家生产了不同的等级性空间（产生于国家权力在空间中的不平衡分布)，但同时根据其上下组织的中心-边缘关系而形成了次级的空间同质化。“在每个地方，人们正在发现空间关系也是社会关系。”这是发生在国际（要求新国际经济秩序)、国家（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城市-地区（城市的权利)、城市内部层次（城市改造)中的现实状况。都市区空间的政治社会属性以都市区空间范围内的人与人群及其所享有的区域设施水平、社会政治地位、影响能力等的差异为主要探讨内容，典型的如都市区中的贫民窟、高尚住宅区的反差与失衡。

宏观地看，当前的分权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是政府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的政府间分权;二是政府权力向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分权，其主要区别在于权力流向的客体不同，另一个是流向低层级政府部门，一个是流向社会和市场部门，由于这两者在运行逻辑和行为特征上的差别而呈现不同反应，本质上看这两种分权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权力的分散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多中心化。

新乡在早期“切块设市”基础上,经历了“市代管县”、“县改区”等一系列调整和改革,都市区空间不断外扩，尤其是近年(2003年)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对于新乡县来说，多次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市县同城,有县无城的局面,新乡县没有连惯性的区域管理,地域内大型企业、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一直处于较分散、资源无法整合的状态。在历次新乡市都市区规划中,新乡县多被作为工业集中区、城市郊区或局部地区被作为城市副中心而加以定位,即新乡县不具备独立的城市功能,地区发展缺少必要的向心力,未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汕头作为中国1980年代最早开放的五大经济特区之一，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和粤东的中心城市，有着优质的资源及发展优势，但20多年的发展速度和态势却不尽人意。从城市内部和自身问题来看，汕头30年来一-直强调向北向东发展，发展汕头海北岸老城区，导致人口负荷过重，老城配套严重不足，进而影响到地方和民众投资的信心，导致大量潮汕的侨资和本地民间资本外流或被存入银行。

濠江区位于油头海的南部，三面临海，一面临山，中间濠江蜿蜒贯穿全境。由于受山体、跨海交通、行政区域(原分为河浦区和达濠区）等原因的影响，濠江区尚处于自发发展阶段，土地开发无序，土地效益难以释放。

中信地产集团介入濠江区的开发是政府向社会和市场分权的典型案例，汕头市政府从最初的政策制定和城市发展主导者变成了参与者，而中信集团则成为濠江区城市发展事实上的主导者和营运方，尽管他们的城巿经营方案仍然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首肯。城市当局这种身份和角色的转变，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在城市管理与经营中的任务与行为，他们开始把工作重心逐渐从经营城市向城市管理方面转变。

在分权和都市区空间规划与治理之间，除分权的两种模式外，也应该重视都市区空间自身的多种属性，如文中分析的地理属性、功能属性和政治社会属性。在分权的两种模式和地理空间的多维属性之间建立起来的作用机制和分析框架，是分析分权与都市区空间规划和治理问题的一种具有较强可行性和分析力的合理框架。

分权必然走向多中心，因此随分权的发展和深入，都市区空间也必然存在多中心化问题，治理的多维度和多中心就是思考未来如何规划和管治都市区的基本出发点。与此相应，还应认识到城市规划的分权性质，在现实实践中规划正成为权力划分与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要素和手段之一，因此在城市治理中需要充分重视和科学认识城市规划的角色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