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城市化”困境

土地价格直观地反映出地区资源的经济价值，然而现实体制与制度因素下近郊区资源的区位价值被严重低估，城市中心区和远郊区地价变化率较小,近郊区（特别是大城市）地价变动幅度较大。在缺乏政府有力监管的背景下，投资主体的寻租行为（合法的或违规的)集中在近郊区域，由此出现了近郊区被动城市化现象。

近郊区被动城市化是指近郊区凭借其比较优势带动传统农业逐步向制造业、服务业升级的过程中，近郊区内部产业之间缺乏统筹,以及产业与社会生态环境没有同步发展，由此表现出复杂性，动态性与敏感性三大特征。

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进入城市化进程稳定期,形成区域一体化格局，城乡空间相对稳定，城市进入了更新式发展阶段。中西部城市尚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近郊区空间范围与规模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比如，以佛山、东莞为代表的沿海城市已经形成区域节点集聚型的簇群式空间结构，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别中心节点城市,而武汉、长沙等中部特大城市逐渐形成“一极多副”非均衡型的簇群式空间结构

近郊区“被动城市化”现象及其困境是我国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与制度下城乡发展的产物，包括土地制度与社会管理制度两个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管理制度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变革。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近郊区资源区位价值突显，导致不同利益主体在近郊区进行寻租行为，然而城乡社会管理机制缺失与生态资源环境监管不到位，最终出现“被动城市化”现象。

近郊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建设模式，导致近郊区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低效。其中，近郊区农业发展处于被动位置，制造业对农业发展空间侵占现象严重。近郊区的区位价值提升促进传统农业逐渐向高附加值设施农业升级，然而村镇政府和当地居民较少引入规模化、科技化生产方式，农业产出效益依然较低。

近郊区服务业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产业园区为承载形式发展的高新产业，我国高新区规模普遍偏大，甚至达几十平方公里,而国外高新区规模一般为1-3km2，并且我国高新区大多缺乏自主创新，依然以发展制造业为主;二是发展乡村旅游度假等类型服务业，一般由地产商开发,但多数度假村项目最终演变为商业住宅开发。

近郊区中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式的建设模式忽略了村镇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发展诉求。在缺乏政府有效引导和监管的背景下，村镇政府与当地居民在近郊区“空隙空间”中的寻租行为造成高昂的土地改造成本，并对城市扩张发展形成了较大阻碍,这是中西部大城市近郊区存在的普遍现象。

从而，近郊区产业园区选址和近期基础设施建设通常会绕开村庄，将村庄改造工作留到远期，村庄逐渐被周边建设包围而形成“城中村”，由此近郊区出现了“斑块状”地理空间现象。企业群集聚发展和井然有序的配套设施建设将利于提高近郊区产业整体效益,并增强地区竞争力，然而破碎的产业空间格局难以达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目的。

近郊区出现的产业、社会、生态与文化困境，“以点窥面”地反映了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多元化城乡治理手段的缺失，是城乡困境的集中症结所在地。解决近郊区困境,实质是“顶层设计”层面的问题，具体看来:加强地方政府对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公平地对待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发展诉求，进而促进产业与社会、生态的共生发展。同时，加强城乡统筹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多元化地方政府的城乡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