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垃圾分类，莫走台“弯路”？

台湾垃圾分类，将主要精力放置于煽动前端分类的公众情绪，逃避对末端分类设施的建设和服务购买，刻意忽视对垃圾焚烧产能的扩建或重建，采取虚假案例数据向公众隐瞒垃圾处置产能持续下降的真相，甚至不惜以所谓会停运垃圾焚烧厂的反焚口号来骗取选票，最终再度导致垃圾处置危机。

从台湾垃圾分类的历史看起来，在公众端形成的垃圾分类氛围和习惯，对垃圾减量的整体贡献并不大，只要经济不断发展，制造业不断发展，垃圾产生只会有增无减，且产业结构和产业制造型态，无法调整提升到位，垃圾减量依然是句空话。

以台湾生活垃圾增长地市情况为例，桃园由县升格为市后，每日人均垃圾量从升格前1.03公斤，连年增高达去年1.522公斤。

台中市，人口由281.9万，升级到308万人后。无法有效处理的“待处理垃圾量”，从2017年每日约26吨，暴增至去年每日约134吨。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台湾本土的生活垃圾量骤然暴增。

台湾部分地市的统计显示，新冠疫情让不少民众选择美食外送服务，造成纸类、塑胶类等一次性容器使用量大增。仅2020年全台废纸容器认证处理量年增77％。

新北市回收垃圾量屡创新高，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也都增加，台南市垃圾月平均量较去年暴增26.81％最多。

低端产业回流也导致工业垃圾大增。

以台湾造纸产业为例，在大陆和台湾本土均有大量投资，产品以包装纸箱或瓦楞纸为主，上游原料基本为接收欧美回收废纸。

当大陆禁废令后，台湾企业又将传统生产线和产能转回台湾本岛，导致大量洋垃圾大幅反流回台湾岛内，冲击了台湾岛内的废纸回收再利用体系，最终导致巨量无法回收的洋废纸和本土废纸，不断冲击生活垃圾处理体系，挤占垃圾焚烧厂的产能，最终是让生活垃圾无处可去。

台当局和部分环保团体，一直在洗脑所谓可回收废物可以无限循环再生的理念。

但事实上，废纸、废塑料、废玻璃等号称可再生可回收垃圾，其实际再生循环次数不过一两次，最后依然要变为不可再生废物，送去焚烧或填埋。

这个世界还不存在可无限循环的废弃物。

以废纸回收为例，台湾纸企喜欢接受的为欧美废纸，因为欧美的废纸大多是原生木浆为基础，纤维强度够好，且经过人工分拣分类流水线，杂质较少，容易制成质量更好的纸箱或瓦楞纸等包装用品。而台湾本土废纸，除了少部分原生木浆废纸，大多数为纸箱、快递包装纸等再生纸，质量较差、纤维强度差，屡屡发生废纸内混有杂物、灌水等非法增重事件，导致本岛废纸很难进入纸企再生，只配送往焚烧炉进行处理，至少可以回收热能。

以废塑胶回收为例，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Eunomia research & Consulting)，受环保组织“零废物欧洲”(Zero Waste Europe)委托，对欧洲市场的PET塑胶回收进行的调查显示——欧洲回收的塑料瓶，其中的(PET)塑料仅有31%能够重新用于制作饮料瓶，其余的(69%)只能用于其他较低等级的塑胶产品，如托盘、薄膜、捆扎带等。

这些低等级的塑胶产品，作为废物丢弃后就更加难以回收，只能伪造成“塑胶原料”，利用大量集装箱，远距离倾倒至东欧、亚洲等地。

这些废塑胶到了东南亚等国，并没有转化为欧美统计口径中的再生循环原料，反而遭到相关国家的一致反对，并大量退回装满洋垃圾的集装箱。这样反而加重了海洋垃圾的增长风险。

（PET是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食品级塑胶材料，是矿泉水瓶和饮料瓶的主要原料）

台当局一直鼓吹通过提高企业垃圾处理成本，可引导企业自觉减量，末端可以不建或少建垃圾处理末端设施。

也以此为借口，逃避任何工业垃圾处置设施的规划，甚至在各种行政会议上，多次削减工业废弃物和其他废弃物的处置预算，搁置相关规划的进程，以虚伪显示环保决心和情怀。

实际却导致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为逃避责任铤而走险，滋生非法存储，进而非法倾倒的行为。

在台湾，由于工业垃圾的增长，生活垃圾焚烧厂不愿意接收或是超出日常处理费用数倍的刻意为难，以致大量易燃的废塑胶、废纸、碎布等工业垃圾，即便是做了打包分类，依然无处可去。

于是，台湾近两年来，发生了大量非法储存、非法倾倒、工业垃圾仓库闷烧着火、工业垃圾填埋场着火的事件。

甚至，2021年9月，高雄市南区垃圾焚烧项目爆出重大商业行贿案件。

——负责监督工业垃圾进厂审核及地磅称重的工程师，勾结地磅设备供应商，组成9人犯罪团伙，通过修改称重程序，能够随时减少部分行贿客户的入厂垃圾量，让特定垃圾清运公司减少向焚烧厂支付处理费用，从中获得商业贿赂，总计上亿元左右；仅主犯中的黄某，自供获利800万新台币，购买了20根金条，折合人民币180万元。

大陆的垃圾分类，不可再走台“弯路”

应坚决推进末端处置超前规划

应首选更高效的处置工艺路线

宁可项目等垃圾，不可垃圾等项目

大陆垃圾分类，要做好末端处置产能的超前规划。

力争做到产能等垃圾，而不是垃圾等产能。

尤其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动荡变革期，气候变化、战争和疫情的叠加，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流行病肆虐风险。作为各种致病微生物或病毒主要传播载体之一的垃圾，只有提升垃圾的无害化处置效率，才能彻底让流行病风险和环境生化污染，远离人类生活。

垃圾的分类转运速度也应该提升，类似台湾那样，为了节省转运费用，让垃圾在居民家中积存若干天，才派出运力让居民集中丢弃的做法，只会加重家庭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容易带来家庭群聚性感染，应力加防范。

一些流程长、故障率高、运行成本高、生化污染风险依旧存在的垃圾末端分类处理流程，如长周期厌氧产沼、昆虫养殖等，应该被短流程的分类流程替代，并可考虑分类焚烧的方式。

强化焚烧在垃圾分类体系的核心作用

要强化垃圾焚烧，成为整个垃圾分类终端处置体系中的核心兜底枢纽。

焚烧是所有垃圾处置技术里，无害化程度最彻底，减量化效率最高，也是垃圾资源化能量回收，效率最高的方式。

目前国内吨垃圾焚烧发电量，平均可达到300度电，相较于目前较为网红的厌氧发酵产沼，其沼气发电量，最高只能达到吨垃圾200度电，且减量化效率不高，还存在臭气和微生物滋生的风险。

要充分的向公众阐述科学事实——在全球疫情形势下，垃圾焚烧的环境正面效果，远远高于焚烧烟气产生的负面效果；

垃圾焚烧彻底消灭微生物和病毒，是阻击生化污染和传染病疫情，向人类聚居区扩散传染的最后防线。

部分环保NGO为诱导公众垃圾分类，片面无限夸大垃圾焚烧负面效应的行为，煽动群众阻挠垃圾焚烧项目正常按计划动工，也阻止了民间资本对垃圾焚烧的投入，使得政府只能独立支撑，无法获得社会资金的大规模援助。

台湾目前就被该问题持续困扰，大量顽固偏激的环保分子，绑架了各级行政机构，让其不敢讨论垃圾焚烧，无法新建或扩建垃圾焚烧项目，最终导致整体垃圾处理产能逐渐进入休克瘫痪状态。

台湾中时新闻网2018年就曾发表评论表示，“环保民意集团横行霸道，民意落为废弃物助攻手，放眼全球，举凡各先进国家，至今仍将掩埋场做为处理废弃物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然而掩埋场属于邻避性设施，设置过程当然必须经过主管机关的环境评估及地方民众的同意，然而近年来许多的重要建设或环保设施，都能看到一群熟面孔，不论在什么类型的开发案，你总会见到这群人高举抗议的牌子，用激烈的推挤与反覆的提告，将每一个开发案都阻挡下来，”

垃圾分类要更精细化，以满足垃圾焚烧排放的持续减排。

公众的前端分类，仅是物理形态的分类，末端还要开展化学成分分类，才能促进垃圾焚烧企业的真正减排。

如，餐厨垃圾进行快速脱水脱油同时脱盐，提升垃圾的干燥度后，建议即可进入垃圾焚烧厂，正常发酵并焚烧，这样既能提升餐厨垃圾收运和处置效率，也能进一步减少氯化氢和二噁英的生成几率。

同时，考虑建立或改造升级部分垃圾焚烧厂或焚烧炉，专门用来焚烧如废塑胶，碎布，废纸等工业垃圾。或者将部分工业垃圾，制成RDF衍生燃烧材料，送入工业窑炉替代传统化石能源，进行利用。

自从生态环境部开展装树联强监管以来，加之国内许多城市开展了积极的垃圾分类，这些工作使得我国垃圾焚烧项目的整体烟气减排和运行稳定性，都得到大幅提升。

以停炉率为例，2020年我国垃圾焚烧项目的平均每台炉年停炉频次为7.8次，2021年下降到了5.6次。

广州、深圳、上海、长沙、大连等垃圾分类做的较好的城市，垃圾焚烧项目烟气排放指标中的氯化氢，有较大幅度下降。

这与相关城市大力开展垃圾分类，将含氯元素较多的餐厨垃圾和工业垃圾，进行有效分离，存在一定关联。

可以考虑将垃圾焚烧项目的政府付费，与垃圾焚烧厂的自主烟气减排和运营效率密切挂钩，并能够产生浮动绩效。能够持续实现烟气自觉减排、运行效率不断提升、停炉概率不断减少的垃圾焚烧项目，应该获得更高的政府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