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历史文化？

重点关注中央区域实体建筑质量，并在集约化与绿地和低矮的历史街区之间取得平衡，为唐人街、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的所有地区创造了保护机会。

新加坡旅游业促进委员会发布第一个旅游总体规划，并承诺提供10亿新元的支持资金，该规划的关键就是对选定历史区域的保护和振兴。

经过三年的努力，1986年《保护总体规划》（Conservation Master Plan）公布。最终在1989年将10个区域列为保护区，包括唐人街、甘榜格南、小印度、驳船码头、克拉码头、凯恩希尔和翡翠山的3,200家店屋。由此，开始了更全面的保护工作，URA也成为国家保护机构。

现在的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

1980年代丹戎巴葛地区分批出售店屋规划示意图

除 历史街区外，保护工作范围扩大至平房和次级居住区。 次级居住区反映了1900-1960年代新加坡在市中心以外地区的城市发展情况。 海滩路、惹兰勿刹、芽笼和河谷是第一批被公布的保护区，其后几年又增加了其他地区，例如马里士他、若切和中峇鲁。 迄今为止，已经有10多个次级居住区和200多个店屋被列入保护名录 。

聘请英国专家顾问对保护立法、建筑和工程方面进行指导，并举办有关保护和恢复的工作坊和研讨会，以将保护实践提高到国际水平。

为了提高保护标准，URA和当时的保护古迹委员会出版了《Objectives,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for districts and monuments including the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restoration work》，介绍区域和古迹保护和保护的目标、原则和标准，包括修复方法等。

为了提高修复质量和保护工作的标准，1994年设立了“Good Effort Award”，并在1995年设置“建筑遗产奖”（AHA），以表彰修复工作中的最佳做法。迄今为止，AHA仍然是一个鼓励和激励专业人士和社区关注修复质量的重要平台。

2001年的概念规划更加强调通过公众咨询和焦点小组讨论地域特征和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困境所产生的特色和遗产。

为了给个人提供一个常规平台来提出保护提案，CAP作为一个给URA提供建筑遗产提案的独立小组成立，提出要研究的建筑物，并促进建筑遗产的公众教育和宣传，于2018年结束。

除保护建筑物之外，地域特征规划还被作为土地利用规划的“plus”项。它提出了关于如何保留和增强15个地方特殊性的想法和建议，这也是《 2003年总体规划》审查的一部分。该规划将持续更新，增加更多领域，并努力增强地方特性。

新加坡国立大学敦陈祯禄峇峇屋是社区在良好的修复工作中做出的杰出典范，它透过保存完好的建筑风格和历史文物，呈现新加坡土生华人社群丰富多彩的文化。

保护工作扩大到保护遗产建筑，比如公园和水库中的桥梁、瞭望塔和凉亭等。

“我的社区”是一个公民和文化遗产组织，由两名学生创办，最初是在皇后镇（新加坡最古老的住宅区之一）提供带导游的游览。此后发展成为由志愿者领导的组织，主要经营博物馆、进行遗产研究并组织社区活动。

URA鼓励私营企业和公共机构协同工作，这些利益相关方自发组成了一个名为Singapore River One的非盈利机构，专门从事新加坡河的社区营造活动。小印度、甘榜格南和唐人街等其他地区的场所营造小组也一直在自己的辖区积极领导工作。

乔纳森·珀（Jonathan Poh）发起了“达哥打弯”运动，为保留由新加坡改善信托基金（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开发的六座历史悠久的公共住房铺平了道路，反映出个人和社区在积极塑造新加坡建筑遗产方面做出了更多自下而上的努力。

为了鼓励社区为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建筑物制作故事板，URA推出了社区遗产故事板。第一个制作故事板的是Seletar East Camp 450街区，这里驻扎着新加坡第一个也是服役时间最长的防空部队——第160中队的士兵。

通过仔细权衡土地使用需求，并与保护咨询小组和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多年来，许多现代建筑也受到了保护，这些都在“现代历史遗产”展览中展出，展示它们对新加坡建筑遗产的重要性。

为了加深对质量恢复的认识，并与建筑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发展保持同步，URA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onuments and Sites）新加坡分会合作编写了八卷的系列保护技术手册。

HIP继承了先前的环境保护咨询小组（CAP）的职责，除了向URA提供有关遗产和建筑物保护的方法的建议外，还为保存建筑遗产和场所记忆做出了贡献。

在剧烈的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保护概念从提出到逐步深入人心，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到自下而上的人人参与，新加坡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大开发环境下保护、利用了建筑遗产和场所记忆，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城市更新及营造样本，有力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广泛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