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钢窝案真相！

文｜财新周刊 赵煊

案发于一年前的杨雨凡，2021年3月以受贿49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这位来自云南省属国有钢企——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昆钢集团”）下属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有长达15年的受贿经历，仅在2013年5月至2014年5月的一年时间中，就以一种“拿回扣”的手法受贿301万元：从他手中每销售1吨昆钢生产的钢材，就可以从贸易商手中获得10元“回扣”，而他利用手中权限可压低每吨钢材售价100—200元。

以301万元回扣款计算，杨雨凡以上述方式低价出手了约30万吨钢材，意味着昆钢钢材销售相应损失约在3000万—6000万元之间。一名接近案情的人士对财新说，这意味着“国有资产被贱卖”。

随着杨雨凡案的收口，4月14日，另一个反腐“大盖子”打开：一日之内，云南省纪检监察机构同时留置31人，从集团董事长杜陆军到车间职工等19人被立案审查调查，12名行贿人被留置，涉及贸易、矿产、建筑等多个领域。事后看，杨雨凡案是昆钢这批腐败窝案的首案。

紧接着，5月17日，昆钢集团副总经理董瑞章投案，25名管理人员主动说明问题。至此，加上2020年零星公布的昆钢管理人员被查，昆钢腐败窝案共计卷入59人。一家企业短时间内涉案人数之多，近年罕见。

至此，昆钢窝案已有“一把手”杜陆军和另外三名集团副总经理李平、和智君、董瑞章共四名厅局级国企干部被查，领导班子成员几乎被“一锅端”，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斥为“一把手腐败带坏一批干部”。其中，杜陆军出身财务，与金融、贸易板块腐败相关，串联着昆钢上下游；李平出身矿业；和智君与董瑞章来自钢铁板块。这些内部“蛀虫”与外部经销商深度绑定，在采购、销售等环节存在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靠钢吃钢”，连年累积，形成窝案。

昆钢窝案令业内震惊。实际上，窝案背后沉疴已久。地处西南边陲，云南形成了一个封闭、反应滞后的区域钢铁市场。昆钢钢铁板块生产低效、钢材价格贵、产品库存高；外来钢企又受制于运输成本，难以进入云南当地撼动昆钢的市场地位。

面对市场波动和来自本地中小钢企日益激烈的竞争，昆钢运用金融工具、财务手段，以及与经销商的共生关系，维持生产销售、粉饰业绩。早在2007年，武钢集团已成为昆钢集团钢铁板块核心子公司昆钢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却在管理上鞭长莫及，难以有效制衡。直到十年后，宝武合并重组，昆钢的封闭体系才被逐渐打开。

2021年2月，云南省国资委将经营濒危的昆钢集团90%股权无偿划转至宝武集团。多名受访人士对财新证实，正是宝武集团强势入驻，给了昆钢窝案揭盖的“临门一脚”，促成此轮反腐强震。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2021年5月19日针对昆钢窝案刊发评论称，严肃查处国有企业存在的靠企吃企、设租寻租、关联交易、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

腐败散布产业链

昆钢涉案人员集中分布在财务、金融、贸易、钢铁板块，其中财务系统分量尤重。现年51岁的杜陆军，就曾在昆钢负责财务工作十余年。

多名昆钢员工对财新称：“杜陆军是昆钢第一位注册会计师，提拔得比较快。”杜陆军被查时任昆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刚满两年。他于1993年在昆钢桥钢厂参加工作，在此工作11年；2004年起任昆钢股份财务部主任，此后负责昆钢财务工作12年，其间担任昆钢集团、昆钢股份资金结算中心主任，昆钢集团副总会计师，昆钢集团财务总监；2016年12月，杜陆军升任昆钢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2019年4月任昆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3年，杜陆军被提拨至昆钢集团财务总监时，云南国资委在其工作业绩中写道，杜陆军“拓宽融资渠道，充分挖掘各二级单位潜力，实现增收增资”。杜陆军也在2015年发表署名文章称：“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发挥财务会计的重要作用”。

多名人士透露，昆钢窝案发酵，与宝武进驻清账并发现与财务报表造假有关。一名昆钢员工说：“宝武进来什么账都要清，一清就出问题了。”另一名昆钢前员工则表示，昆钢在2014年、2015年亏损严重，“如果财务报表不造假，银行说抽贷就抽贷（提前收回贷款），昆钢当时就死掉了”。

昆钢财务系统多人落马，均与杜陆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昆钢股份原总经济师、副总经理白保安。“白保安今年70岁左右，退休多年，原来做过昆钢股份总经济师，带过杜陆军，相当于他的师傅。”两名曾与白保安接触过的贸易商称。

2020年10月，昆钢股份原财务总监施世忠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长期从事云南国企研究的昆明滇朴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裁舒文明认为，施世忠与杜陆军同是财务出身，或直接牵出后续杜陆军等人被查。

在财务线中，与杜陆军一同被查的云南昆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贾莉任职经历更为丰富，串联起多家昆钢下属公司。她曾在昆钢物流、金融、贸易、钢铁等多个板块任职，如云南昆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昆钢国贸”）、云南省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云南昆钢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云南物投”）、云南浩华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浩华电商”）高管。

在上述涉及金融、贸易业务的公司里，频现杜陆军的身影，如他本人曾兼任云南物投高管，及云南物投全资子公司元强经贸、浩华电商法人代表。

金融、贸易业务牵连出多人被查。2020年3月，杨雨凡在转任昆钢云南楚丰新材料公司董事长仅一个季度后落马，其受贿经历集中在昆钢国贸任职期中；昆钢国贸原副总经理、现云南水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瑜则是在2021年4月落马。

贸易板块串联着昆钢上下游。主动投案的昆钢集团副总经理李平、和智君、董瑞章来自铁矿、钢铁板块。李平落马前主管矿业工作，曾在有“昆钢大粮仓”之称的大红山铁矿工作13年。和智君是纳西族，从昆明市轧钢厂车间干起，在昆钢红河钢铁、昆钢股份、玉溪新兴钢铁先后任职。

2016年12月起，李平、和智君与杜陆军在昆钢领导班子搭档五年。董瑞章则是2020年6月从昆钢股份卸下总经理职务，提拔为昆钢集团副总经理，但2016年12月后，他曾担任昆钢集团总经理助理一职，更早前则在昆钢安宁公司任职。

和智君曾在2017年到宝武集团借调一年，知情人士称：“和智君与宝武方面关系很好，如果不出事可能还会受到重用，但因为山之星受到牵连。”

山之星是此次昆钢窝案中卷入最深的经销商，全称为“云南山之星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主要销售昆钢棒材，注册资本5000万元，由实际控制人张卫红全资持股。昆钢前员工告诉财新，山之星在2008年已经体量可观，是昆钢最大的经销商之一，诨名“昆钢十三太保”。此次风暴中，山之星法定代表人张卫红以及管理人员苗留虎、何萍、邓亚波四人因涉嫌行贿，与杜陆军等人同时被纪委留置。

“山之星老板张卫红跟昆钢领导层关系太密切了。”一名昆钢贸易商感叹。而杨雨凡受贿案判决书中，亦有山之星经理邓亚波向其行贿3万元的记录。

山之星从2014年起开始密集陷入银行票据纠纷，2017年山之星和张卫红已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涉案金额近1800万元。

多份判决书显示，2015年，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因山之星的承兑汇票到期后未能清偿，将其告上法院，昆钢股份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同一时期，山之星与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多家银行昆明分行发生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多名人士表示，山之星欠昆钢的债务窟窿至今还没有堵上，也是引爆这次窝案的重要原因。“山之星欠了钱，还能继续和昆钢做生意，内部没有领导授意，谁敢再让他欠款？”前述贸易商质疑。

2021年5月，云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云南山之星公司、新欣物资公司、昆明永源鑫公司、安宁中盛商贸等私企在与昆钢的长期合作过程中，业务范围已经浸染到昆钢本部及大量下属控股、参股子公司，已然形成了脉络复杂、牵涉较广的“共生体”。

上述私企经营范围包括钢材、矿石、废钢的贸易，这些业务涉及昆钢的钢铁上下游和贸易等各个板块。同时，昆钢在销售中对经销商绑定较深，行贿受贿与利益往来、金钱输送相伴而生。一名玉溪钢铁贸易人士介绍，昆钢在一个区域只有一家大型经销商，“资源都在这家经销商手上”，而通常民营企业在同一区域会设置两到三家经销商，以相互制衡。

“昆钢经销商不以市场为导向，而是以昆钢内部领导动向为导向。有的经销商，领导调到哪里，他生意就做到哪里。”上述钢贸商说。

“厂商银”风险杠杆

昆钢经营管理之积弊，还体现在昆钢和经销商以及金融机构深度绑定，利用“厂商银”这一融资工具辅助销售，在滋生腐败的同时还积聚了金融风险。

一名昆明钢铁贸易人士告诉财新，钢贸商资金需求量高，银行为了方便其获取资金，推出了一种名为“厂商银”的金融工具。具体操作流程是，银行、钢贸商和钢企签订三方协议，钢企为贸易商背书，承担连带责任，由银行为贸易商提供收款人是钢企的银行承兑汇票等，用于向钢企购买钢材。然后，钢企将货物存入银行指定的仓库，银行进行监管。贸易商须交钱赎货，并开展销售，再用销售资金兑付银行承兑汇票。

钢企、钢贸商、金融机构成为一条产业链上的利益共同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钢铁行业，产需下滑，企业经营承压。对于昆钢，发展“厂商银”的动力是提高经销商订货热情，加快资金回笼速度，减少库存和应收款项，扩大销售规模；对于经销商，“厂商银”可短期解决融资难的问题，缓解资金压力，获得产品经销权；对于银行，也能通过“厂商银”吸收更多资金，收取手续费和利息。

2011年，一篇发表在《冶金财会》上署名唐婕、工作单位为昆钢集团资金结算中心、题为《昆钢厂商银业务及风险控制》的文章介绍，昆钢集团从2007年底开始运用“厂商银”模式提高销售收入和资金周转率。2010年，昆钢集团销售收入300多亿元，利用“厂商银”回笼销售款100多亿元，占总销售额34%以上。杜陆军曾担任昆钢集团资金结算中心主任。

值得注意的是，昆钢早年经手“厂商银”业务的多名员工现已身陷贪腐案。多份判决书显示，昆钢资金结算中心副主任、主任唐某（女），信贷科科长、主任助理陈某，结算科科长刘某，在2007年—2013年间因收受经销商贿赂，于2014年因受贿罪被判刑。

“在‘厂商银’的审批当中，我是其中一个审核环节，他们送钱给我，是为了让我加快审批进度。因市场波动大，我审批进度越快，他们的利润越高。他们都是以过节、过年的名义送钱给我，主要是为了和我拉近关系。”刘某供述。

“厂商银”放大了资金杠杆，在操作上，钢贸商常将资金挪用到房地产、高利贷等领域。

一名昆明钢贸商介绍，包括昆钢主经销商山之星在内的钢贸商在“厂商银”火热时，获得银行贷款后，将购入的钢材低价出手，快速变现。虽然钢贸商在钢材市场亏损，但是会将资金转移到小额贷款、房地产等行业投机，以高利息覆盖钢材销售的亏损，最终再清偿银行承兑汇票。

据上述昆明钢贸人士介绍，2015年前，对钢贸企业而言，在“厂商银”中获得银行授信非常容易，“把纸变成钱非常快”，而山之星就是在“银行好拿钱的时候铺得太大，风险太高”。

不断加大的杠杆累积了金融风险。“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小额贷款公司把钱贷给其他企业，这些企业多数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其经营并不是良性的，本身难以覆盖小额贷款公司高额资金成本。”前述昆明钢贸人士解释，由于银行承兑汇票授信周期通常是三至六个月，钢贸商把钢材销售资金借给小额贷款公司，到期后无法清偿银行承兑汇票，于是包括山之星在内的钢贸商资金链陆续断裂、爆雷。

另外，经销商甚至虚构贸易背景，以骗取“厂商银”贷款。“2015年前，安宁有一条街都是昆钢的贸易商，其中不少是皮包公司，不设场地，只有一间小办公室。”前述玉溪钢贸商如此描述当时钢贸行业的混乱。

云南银监局在2013年至2015年对浦发银行昆明分行、平安银行昆明分行、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等多家银行开出罚单，原因是“违规办理无贸易背景、伪贸易背景或贸易背景不清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钢材市场的波动性，加剧了“厂商银”的金融风险。昆钢以自身金融信用为下游融资担保，粉饰业绩，与银行紧密捆绑。但在钢材市场萎靡、行情下跌时，一旦银行对钢企及贸易商信贷收紧，链条上累积的风险就会被放大和暴露。“当整个行业遭遇窘境时，信贷风险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损俱损。”中国人民银行安宁市支行2017年1月曾发文，对当地钢铁行业贷款质量分析称。

2012年以来钢铁行业的萧条，大面积触发了“多米诺骨牌”。中国钢铁行业饱受产能过剩等问题困扰，步入周期性低谷，2015年，市场供大于求，钢材价格持续低位，钢企大面积亏损。中国人民银行安宁市支行称，2015年—2016年，安宁钢铁行业企业经营困难逐渐加剧，资金链趋紧，信用违约风险加大，不良贷款趋增。部分贷款客户出现短期还款资金困难情况，出现贷款本金、利息逾期，银行承兑汇票垫款。

中国人民银行安宁市支行行长杨云光2015年曾发文描述昆钢的困境：昆钢产能过剩严重，成本降幅跟不上钢材价格降幅。银行对昆钢的贷款以短期流贷为主，企业为了借新还旧，寻找的过桥资金成本较高，致使企业资金链隐患凸显。其畸形的融资体系如“抽水机”一样，抽干了昆钢发展的“元气”。

昆钢股份2015年亏损高达33亿元，同比增亏23亿元。昆钢股份对此解释称，云南钢铁产业过剩情况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年产能达到3000万吨，而云南一年钢材的需求量仅约2000万吨；云南区域经济增速下滑使钢材需求大降，公司钢材销售增量困难。

在金融工具的运用上，除了银行承兑汇票，昆钢在2015年前后还曾盛行签发内部商票。前述昆钢贸易商介绍，比如昆钢给焦炭供应商结款时会出具昆钢商票（由昆钢签发的代替现金的支付工具），但商票需要在昆钢内部流通，焦炭供应商需要再去买昆钢钢材或者贴息转手。“相当于一张纸在昆钢体系内来回转，流经的子公司都增加了账面流水。”另一昆钢前员工透露，“这些商票说明昆钢资金链已经有了问题，商票2015年发生过‘穿票’，清偿不了。”

2012年至2016年，昆钢股份连年亏损或微利，2020年净利润为负5725万元；加上昆钢的安宁本部正规划搬迁，面临投资和债务压力。截至2020年底，昆钢股份资产负债率高达81%，短期债务占比七成，偿债压力大。

多名云南钢铁行业人士表示，目前云南钢铁产业依然供大于求，“现在云南钢铁年需求约2000万吨，但全省供应量约2800万吨。”前述昆明钢贸商分析。除了昆钢的827万吨产能，目前云南省内有多家规模相近的民营钢企，如云南玉溪玉昆钢铁、云南玉溪仙福钢铁、云南曲靖呈钢钢铁等，各家产能均在300万吨上下，逐渐对昆钢形成了竞争压力。

武钢自顾不暇

偏安西南一隅，地处内陆，昆钢所在的云南市场多年来较为封闭。受限于运输半径，铁矿石、焦炭等原材料成本高昂；同时，受限于交通，省外钢材进入云南较少，周边地区如贵州六盘水首钢水城钢铁、四川攀钢、广西柳钢有部分产品流入云南，昆钢产品则主要在省内销售。

昆钢在云南仍能一家独大，但产品以钢材中的“大路货”螺纹钢为主，在全国钢铁行业中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为谋求发展，昆钢早年与央企武钢集团合作。2007年8月，原武钢集团斥资36亿元收购昆钢钢铁主业核心子公司昆钢股份48.41%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昆钢集团持有47.41%股权，为第二大股东。

其余股权持有者是昆钢股份的其他发起人，分别是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公司的背后是云南省国资委。这样的股权结构，意味着武钢很难占有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性地位，实际控制权仍在云南当地。

昆钢与武钢合作，双方各取所需，出于武钢版图扩张和昆钢自身战略的不同诉求。彼时，武钢在原董事长邓崎琳的掌舵之下频频向地方钢企出手，2005年—2007年，接连收购湖北鄂钢、广西柳钢、云南昆钢，产能达到约3000万吨。

昆钢集团前董事长王长勇2006年提出“主业优强、相关多元”的发展战略后，为钢铁主业昆钢股份寻觅战略合作者。王长勇曾说：“虽然昆钢钢铁主业也在快速发展，但与适应西部经济发展和拓展东南亚市场的需求还有差距。昆钢做不了‘棋手’，只能做‘棋子’。”中诚信国际2009年评级报告称，武钢介入重组后，给昆钢股份带来了资金、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

2007年8月，新昆钢股份公司董事会班子由11名成员构成，其中武钢4名、昆钢3名，这两个企业各推荐2名独立董事，董事长由邓崎琳出任，副董事长由王长勇出任，总经理仍由原昆钢股份总经理李幼灵出任。

舒文明认为，昆钢股份的董事长多年来由武钢“一把手”挂名，但两地相隔甚远，如果没有换一批中高层员工，仍无法实质控制昆钢股份。“董事会一年只开几次会，没有真正参与经营。”

一名钢铁行业政府部门早期高层也回忆称：“虽然武钢合并了昆钢，还是昆钢自己的人来管。”

武钢对昆钢等钢企的跨地区重组，一直存在较大的阻力和管控难度。武钢集团职工熊志勇2015年曾撰文分析，同行业的摩擦、地理的阻隔、企业战略与文化理念的不同，使得武钢集团与昆钢等重组企业在沟通上存在问题，常有各自为政、了解不够深入的情况。

一名钢铁行业分析师也表示，当时央企整合地方国企，地方话语权还比较大，这也使得武钢在入主昆钢后，在管理决策上受到当地的制约。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投资》杂志2007年9月曾刊文称，当时的云南并不甘心让武钢就这样拿走一个支柱产业。新的昆钢股份拟进行重大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时，必须在实施前报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武钢集团与昆钢股份的相同、相近产品在同一市场上互不竞争，双方要合理划分销售区域。

另一方面，武钢在后期经营上自顾不暇，难有余力管理昆钢。2015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重点统计钢铁企业亏损847亿元，其中武钢集团核心上市公司武钢股份，因行业低迷、海外投资亏损窟窿等问题巨亏75亿元，成为“亏损王”。

任武钢“一把手”十年有余的邓崎琳在2015年6月退休后不久，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17年以受贿罪被判15年，受贿金额超5500万元。

当时武钢自身管理体系漏洞颇多。2015年6月，中央巡视组向武钢反馈巡视情况，武钢存在多项问题：选人用人不讲规矩，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部分干部“带病提拔”，影响恶劣；以“钢”谋私，大肆敛财，有的领导人员违规插手武钢工程项目，有的领导人员亲属围绕武钢经商办企业；违规决策，管理混乱，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采购环节制度缺失、管理混乱，存在利益输送、蚕食企业的腐败问题等。

另外，2020年10月被查的昆钢股份原财务总监施世忠早在1986年加入武钢，1998年至2010年期间在武钢负责财务工作12年，在调任昆钢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2016年6月，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合并，武钢出身的宝武集团总会计师朱永红兼任昆钢股份董事长，公司高管包括昆钢集团的原董事长赵永平、杜陆军、和智君及原昆钢集团副总经理严锡九等人。舒文明对财新分析称，宝武合并后，昆钢股份由昆钢集团的人员实际操盘经营管理，“宝武不仅没想整顿，可能还想放弃，因为始终没有将昆钢股份纳入合并报表”。

而宝武之所以扭转态度、整体重组昆钢，据另一名分析师介绍，是云南省主动找宝武“救火”。“2020年初，云南纪委查出昆钢腐败问题严重，如果没有人来接手，昆钢就可能直接瘫痪，赶紧找宝武压阵。”他说。

一名云南政府人士也认同上述“云南主动找宝武”的说法，但他认为，更关键的是，近年来，昆钢已是主业不强、辅业分散，债务居高，发展停滞，亟待彻底解决。

武钢入主昆钢多年来，由于与云南国资委的相互牵制以及并不积极的管理，反而造成昆钢管理上的自成一体。昆钢集团围绕昆钢股份的上下游开展业务，还产生了大量关联交易。

中诚信国际评级报告显示，2019年，昆钢集团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或从关联方处接受劳务134亿元，占总收入的21%，主要关联方为昆钢股份及其子公司，涵盖铁矿石、煤焦化、物流、能源动力等业务，对关联方依赖度较高。同期，昆钢集团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提供劳务79亿元，主要为钢材贸易。

另外，昆钢集团非钢板块庞杂，前述昆钢前员工介绍，昆钢集团近三任董事长均非出身钢铁板块，杜陆军出身昆钢财务、赵永平出身昆钢房地产、王长勇出身云南锡业，这几任“一把手”带领昆钢距离钢铁主业越走越远。

2016年后，钢铁行业推行供给侧改革，步入上行周期，“但昆钢战略失误，不断做大非钢板块盘子，物流、建设、地产、设备、养老院、还造过飞机”，前述昆钢前员工说，昆钢的利润板块就是钢铁板块，“周边全是‘吸血鬼’”。

昆钢集团的非钢业务自2017年以来的整体毛利率在8%上下。2020年前三季度，昆钢集团矿石、焦煤、水泥建材为主的资源板块贡献了近四分之一收入，整体毛利率在24.35%；物流、动力能源、贸易为主的现代服务业贡献了近四分之三的收入，但这部分毛利润极低，仅在2.24%。

昆钢集团经营承压，还因2018年4月托管了原云南省属国企云南物流产业集团（下称“云南物流”），因经营持续亏损，资不抵债，昆钢集团已持续向其拆借资金32亿元。

昆钢出面整合云南物流是云南省委、国资委的安排部署。昆钢曾表示，整合云南物流，既是云南省物流产业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昆钢转型发展的需要。

舒文明认为，云南物流长期在盈亏平衡线徘徊，但昆钢旗下宝象物流等物流板块公司资产质量较好。2019年10月，昆钢成立全资子公司云南物投，整合了宝象物流和云南物流等物流板块业务。整合前，云南物流是与昆钢集团平级的正厅级省属企业，整合后已降格为昆钢下属的处级二级子公司。此番整合实际上拉低了昆钢物流板块的资产质量，背上了更重的资金压力。

宝武揭盅整顿

      4月14日，在云南纪委监委公布杜陆军被调查当天，宝武集团鄂城钢铁原董事长王素琳已到昆钢就位，宣布担任昆钢集团董事长。此举透露出的信号是，宝武方面对昆钢接班人早有准备。“说明宝武和云南当地在前期有沟通，应是多方联合调查。”舒文明分析称。

目前，宝武集团将昆钢股份纳入中南钢铁大区，韶钢松山（ 000717.SZ ）、鄂城钢铁、重庆钢铁（ 601005.SH ）三大生产基地分别对应昆钢玉溪钢铁、红河钢铁、安宁草铺三个生产基地进行管理对接。

舒文明认为，昆钢对于宝武的价值不在于西南地区，而在向东南亚辐射，以及看中昆钢的钢铁产能和钛资源。前述昆钢前员工则表示，宝武目前对昆钢资产评价最高的是矿产资源。宝武集团正在有选择地将昆钢集团旗下非钢业务并入宝武对应板块。目前，宝钢资源与大红山矿业、昆钢矿业和昆钢国贸启动整合，昆钢旗下楚丰新材料、云钛公司将并入宝武特冶。

有昆钢职工对财新透露，昆钢旗下云南物投部分业务将并入宝武集团旗下钢铁服务平台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但因云南物投包袱较重。“宝武更想将原省属国企云南物流相关资产退回云南省国资委，现在还在谈。”

宝钢集团自己的并购重组历史也十分坎坷，宝钢集团原董事长徐乐江2015年时曾对外坦承，宝钢对其他钢企的重组是“满篇苦涩”，花了17年时间，才基本解决了上海冶金控股公司、上海梅山钢铁十几万人的安置问题。

2021年2月以来，宝武集团对昆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从内部职工到外部经销商仍在适应期中。

“宝武进驻后第一考核指标就是所有钢厂产销平衡，第二指标才是利润。”前述昆钢员工介绍，昆钢钢厂库存已经大幅降低，从整合前的70万吨到6月初的不到9万吨库存。“现在做昆钢贸易商必须有自己的货场，不能再使用昆钢的库，也不能下账买断，只给各个贸易商限量均分，营销模式更贴近市场。”

“下账买断”是贸易商提前锁定大量货源的一种手段。“过去，昆钢两三家大的贸易商就能影响市场、哄抬价格。”前述昆钢贸易商说。在他看来，宝武之所以强力要求昆钢清库存，一是增强自身话语权和市场掌控力；二是摸底昆钢的资产情况。

“原来昆钢要掩盖很多东西，而宝武想要看清楚。现在昆钢出了那么多问题，宝武要把泡沫挤了才知道水下有什么东西。”前述昆钢员工说，宝武的系列动作都是为顺利接手和管理作准备。

宝武入驻后，昆钢另一突出变化是价格贴近民企，调价灵活。此前，昆钢钢材比民营企业高200—300元/吨，现在越来越贴近，最多高50—100元/吨，增强了产品价格竞争力。

同时，昆钢钢厂的生产效率也在提高，企业利润改善。前述昆钢员工介绍，宝武接手后，昆钢高炉利用系数大幅提升，以昆钢玉溪钢铁为例，生产系数从不到3提升到了6月的3.9。“高炉系数决定产量。现在1000立方米的高炉，原来一天最好的生产指标也就3000吨，现在可以达到3900吨，提升了30%。”

上述员工认为，宝武进驻后，昆钢在原料采购上的猫腻减少，采购成本得到控制，“原来昆钢的‘蛀虫’太多了”。

2021年4月，昆钢集团整体盈利2.3亿元，其中，钢铁板块盈利1.6亿元，年内首次扭亏为盈；销售钢材超过90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钢材销售、燃料比、铁钢比、高炉利用系数等多项技术经济指标创历史最好纪录。

窝案风暴在人事上的余震未了。前述昆钢员工称，昆钢纪委的谈话与审查还在继续，现在内部还是人心惶惶，有不少营销部门重要岗位人员被调动到其他子公司担任闲职。

宝武接手昆钢，未来仍有持续的挑战。多名人士表示，除了现有非钢产业资产包袱，昆钢在东南亚老挝等地的钢厂亏损严重，加上东南亚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宝武借昆钢布局东南亚市场难度较大。同时，云南省内市场增量有限，高速公路等基建建设可能还有五年需求增长，建设高潮过后或迎来平台期。

前述昆钢员工认为，由于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后，昆钢将重心错放在非钢板块，云南民营钢企的力量趁势崛起。“近两年，昆钢在云南市场的占有率不是特别高，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实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

前述玉溪钢贸商认为，多年以来，昆钢在云南市场处于被动局面，如果宝武接手后想要扩大昆钢在云南市场的占有率，必须和民营企业价格保持同步。另外各地要设有现货库，提高灵活性。“这些基础问题都要解决掉”。

宝武集团自2019年下半年步入扩张快车道，前后重组安徽国企马钢集团、山西国企太钢集团，重庆钢铁；托管中钢集团；收购新兴铸管新疆公司和民企伊犁钢铁等等，同时在全国各地伸出多个“触角”，宝武的管理输出和与各钢企协同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

昆钢腐败窝案，暴露了地方国有钢企的共同风险。钢企一般在各地都是体量较大的企业，资本与权力高度融合，如无严格监管，易成腐败“重灾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4月评论称，国有企业中，钢铁属于重资产行业，投资体量大，产值高，建设项目、改造项目多，一些关键环节流转着大笔资金，吸引了一些内部人员和供应商、经销商等内外勾结牟利。“靠钢吃钢”现象并不鲜见，鞍钢集团、攀钢集团、天津钢管集团等钢企都曾曝出高管腐败案例。

2021年3月，云南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十四五”期间，云南将聘请国际一流会计师事务所对省属企业每年开展一次全面审计，开展省属企业负责人交流和经理层人员市场化选聘，推动省属企业集团整体上市。

舒文明解释，云南省属国有企业腐败高发，原审计单位多为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昆明分所，互相已形成小圈子，引进国际一流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领导干部交流任职可以帮助切断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如杜陆军等人在昆钢工作近30年，已形成牢固的利益链；而整体上市后有助于资本市场共同监管国有企业，并且助推其剥离低效资产，管理走向透明。（罗国平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