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大运河为北京带来什么？

公元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一行从海上登陆天津，沿着北运河北上，于8月20日抵达通州。使团人员亨利·埃利斯在《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中写道：

亨利·埃利斯没想到的是，因觐见礼仪问题，嘉庆皇帝没有接见他们，但准许他们沿大运河南下，旅行至广州。

亨利·埃利斯看到的通州塔，就是如今通州“三庙一塔”景区的燃灯塔。在没有高楼大厦的年代，塔身为13层的燃灯塔自然就成为地标性建筑。古人沿运河北上，看到高塔，就知道要到通州了。

明清两代，大运河对北京城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人们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作为沟通中国南北的交通主干，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着所需的物料，也孕育了沿线的众多名城古镇。

“北京城是漂来的”这句话主要是从物资上来说的，其实，北京在古代离不开运河的原因，还有地理原因，这一点是很少人知道的。

早在秦代，为北防匈奴，北京地区驻扎大量军队，当时从山东半岛海运漕粮至今天津一带，然后经“北河”运到北京地区；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大将王霸为上谷太守，镇守边疆。

隋唐时期，幽州的地位有了较大的跃升，成为边疆重镇。这一历史转变恰恰得益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征高丽，开凿永济渠，利用永济渠向辽东运兵和粮草，以幽州为基地，向辽东进军，由此奠定了幽州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永济渠将幽州与中原地区连接起来，使得幽州城市地位大大提升。

辽金时期，北京从隋唐时期的军镇城市向都城转变。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建中都，利用潞水和华北平原水系实行漕运，从中原地区运粮至中都。早在迁都之前，完颜亮便升燕京东部潞水之畔的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其含义再明显不过了，通州专门负责漕运，服务于中都城。 

元明清三朝，北京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运河的支撑作用更加重要。

公元1351年，江淮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漕运断绝，大都城顿时陷入困境，1358年，红巾军北伐，东路军毛贵率军进攻至大都城附近。为保卫京师，大都附近屯集了大量的军队，由于粮饷不足，就出现了诸多惨剧。

金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封建王朝都城，城内外有大量的驻军，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故每年都要向京城都输送军粮。如明代规定，每年向北京运送漕粮400万石，用于供应军队，另还有20多万石白粮，主要供应文武百官、皇族等宫廷人口。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了满足粮食需要，明政府开始实行南粮北运的漕运制度。明代漕粮并非全部来自江南地区，缴纳漕粮的省份有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

清代漕粮总额仍依明朝旧制，以岁收400万石为限。运送北京京仓的漕粮为正兑米，原额330万石。运送北京通州仓的为改兑米，原额70万石。清代漕运仍然实行军队编制，负责漕运的军队是绿营军。漕船抵达通州后，分为两处交卸，“东南粟米，舳舻转输几百万石，运京仓者由石坝，留通仓者由土坝”。

元明清时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来往及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大运河也是主要交通方式。据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明初与朝鲜、日本、琉球、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爪哇、苏禄、古里、撒马尔干、拂菻等地通使往来。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使臣来华，需要走大运河至通州，然后从通州进入北京。作为京师门户，通州成为北京对外交往的前沿，也成为各种异域文化汇聚之地。

通州是北京城的门户，运河之壮丽、漕运之兴盛，城池之雄伟，商业之繁华，户口之殷繁，无不给朝鲜使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鲜使臣来到通州，看 到了大运河，无不被大运河壮观的景象所震撼。

万历年间，朝鲜使臣看到运河边帆樯林立的景象，不仅赞叹：“舳舻接尾，樯竿锥立如荠，不可以数计，真天下之都会也。”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朴趾源跟随使团来为乾隆皇帝贺寿，经过通州，有感于大运河万舟骈集的景象，写下“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知帝都之壮也”。朴趾源关于通州运河的描述，使得我们今天可以遥想当年通州那辉煌的漕运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