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自己的专业或职业所限,想当然的一个解释是:新的抗震理论、抗震技术和抗震设计方法的应用带来了社会抗震能力的提升。在这个笼统的解释中,技术应用带来抗震能力提升恐怕问题不大,但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以及它们为什么能够得以应用? 恐怕是很成问题的。换句话说,下图这样的因果关系恐怕过于简单了。
在试图把这个因果关系丰富起来之前,先回顾一下Judea Pearl神在《The Book of Why》中使用的因果图(Casual Diagram)。我曾用它分析冬至吃饺子与冻耳朵之间的因果关系( 点击跳转至《冬》文 ),现在终于有勇气尝试用它解释一些更加严肃的问题了。
近几年新疆实施农村安居工程,据说成效显著,基本上做到了6级地震不死人。这是什么新技术研发带来的成果呢?并没有,无非是把土坯房换成砖房,并做好圈梁和构造柱。圈梁构造柱当然也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但那是几十年前的进步了。为什么直到近几年才在新疆大量应用?肯定还有其它因素。
科技创新和落地的抗震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是多年来时常浮现脑海的一个问题。我把它画成下面这个“心”形的因果图,算是对这些零零散散的思考的一个阶段性总结。里面充满了链式、叉式和撞式关系,但 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因果图了 。
首先, 推动抗震能力提升的两个根本因素 ,即在这个问题中不取决于其他因素(没有箭头输入)的因素, 一是地震灾害事件,二是经济水平 。
海地有地震,没有钱,抗震能力弱爆;香港有钱,没地震,万一真来个地震估计也要跪。
这两个根本因素并不直接导致抗震能力的提升。经济水平和地震灾害都直接且独立地影响民众和政府的抗震意愿:没地震,不用抗震;饿肚子,顾不上抗震。
政府和民众代表了社会活动中的公私两个部门。它们的抗震意愿都直接受经济水平和地震灾害事件的影响。同时民众还会受到政府决策的影响, 比如现金补贴、科普宣传等等。为什么没有一个相应的反向箭头?这个说起来就深了,不能说。
相应地,地震工程学从地震灾害事件中获得问题和答案,从政府部门获得经费和政策。然而它的发展并不直接提升抗震能力,而要通过“技术应用”这个媒介。
地震工程学的发展可以直接影响技术应用的途径有二:一是制订或修订强制性规范;二是超越规范的示范性应用。前者影响既广且深,但在我国也是深受公权力意志的影响;后者则是局部的、点状的影响。
因果图里箭头的有无和方向只是定性地描述了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因果图更重要的应用是,它提供一个模型,结合统计数据,能够计算出 各种因素的定量的影响程度 。比如,在影响抗震技术应用的三个因素中,民众意识( p )、政府决策( g )和科技进步( t )各占多大的权重?这是以我目前的智力水平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即便不考虑定量的关系,单是这个定性的心形因果图,肯定也有不少漏洞甚至错误,欢迎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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