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教授郑强的激情演讲全文--隐匿敞开与启示

这次校长、书记在日本，见到东京名古屋大学的校长，他提了个问题：我们都属于东方文化，现在就要召集大家来讨论怎样保护东方文化，保护东方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生物是多样化的，世界上若只有美国人就没有味道。日本人说：“我们培养的很多人也到美国去了，当是他们很惊讶，你们的7位中国校长一致认为这种现象没有关系，这是国际化。”日本人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中国没有一点本钱来谈我们的人才储备敢与日本比，但是，我们所表现出了一种莫明奇妙的胸怀。比如，日本的许多大学为什么能得到许多捐款，就是因为捐款的人对母校有感情，对社会有报答。哪一个日本大学为日本的财团或企业输送的高级人才越多，所得到的奖学金就越多。
　　现在，育界有一种反思，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政府为我国哪个大学捐过点钱？你们体现出这么一种胸怀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中国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么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为日本大使馆面试的中国最杰出的博士生去的，当时在四川只选了我一个人，我到日本拿的奖学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诉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们就是要培养汉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养越恨，神户大地震时我在日本，我是中国留学生的领导，那时死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你得排队，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转换牌子，让外国人再进来。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把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到白宫，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当找美国人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骨头摔坏了，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连“劳动模范”都没给人家，你怎么能让你的国民爱这个国家，有自尊的呢？！
　　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
　　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
　　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怎样建立一个科技体系？在国外，这个部分不是大学办的，我坚信，目前“教授＋商人”的这种状态，过20年后会改变。在国外，没有哪个教授是既当公司经理又当教授的，这种现象极少，只有中国有！这就算是国情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办公司，又要当教授，能当好吗？我不否认有这类特殊人才，很少见。关键是把大学教授神化了，让他们全部面向产业界，缺少了中间地带，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缺陷。认为今后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他们直接作为企业法人结合在一起。
　　日本叁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备最好条件的研究院，他们不发表文章，就是专门做能与产业结合的项目。这是一句口号：“吃着、端着、看着”，“吃着的”---企业正在干的；“端着的”---―产业开发做的；“看着的”---前瞻性的东西、超前的学术研究让大学去做，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我认为财团和经营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建立一种体系，让这些信息能够互通与共享。
　　我今天讲的，一个是高分子的介绍，另外是把我对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奉献给大家。主要是跟大学一起交流，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各位企业家、各位领导对我批评指正。希望大家加强联系，谢谢大家！

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现在在日本奖学金最高的是美国人、欧美人；第二是韩国人、台湾人；第叁是巴基斯坦人、马来西亚人；第四是印度人、非洲国家的人；第五才轮到中国人。
　　我就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　日本人不知道龙井茶，而只知道乌龙茶，就因为旭日升乌龙茶的广告宣传。日本人在开始做乌龙茶广告时找了6个最漂亮的中国女孩，日本人就从这个广告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女性的漂亮是因为喝了乌龙茶。所以，日本人特别崇尚乌龙茶，而不知道龙井茶。
　　日本就是崇尚欧美，谁能讲英语，谁就是老大。日本首相森嘉郎不会英语，但为了表现自己会英语，就叫秘书安排了一套程序，准备在冲绳开政府间合作会议时，见到克林顿用英语问候一下。但是日本人讲英语很糟糕，森喜郎见到克林顿，将“How are you!”说成了“Who are you?”，克林顿以为这是森喜郎在跟他幽默：我明明是美国总统，他还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还这么问我？我今天也跟他来个幽默：“I am husband of Hilary.”（“我是希拉里的丈夫”），森喜郎不管克林顿怎么说，就忙按照程序回答：“Too me.”、“Me too.”，克林顿想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老婆怎么变成你老婆了？这在日本就成了个大笑话！
　　最近，我们在办高新科技园区，就国家的投资而言，我们的领导的意见往往是去追世界潮流：想去建世界一流的国家，达到一流的水平。我非常惭愧地向大家谴责一下自己：我们中国的教授很多拿了国家的钱就像小孩搞家家一样，把钱用完了，就写点文章，塞在抽屉里，一点用都没有，就向领导报告：我做完了。这很对不起国家的钱！　说实话，应该弄清楚哪些是搞着玩的，哪些是对企业有帮助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好。日本、韩国的科技进步就是在于针对性非常强。现在有一个现象：所有的企业家到了浙大就问我：“郑教授，现在有什么能赚钱的项目？给我们吧！”其实，你们太不了解了，教授是完全是远离市场的，根本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他只是在搞游戏，玩家家，想一些新玩意，不要以为教授什么都有！
　　当然，这不能怪你们，因为今天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到让我们的老板们具备很高的意识。刚才何先生就讲得很好，在目前的阶段，中国还有假货的话，就不能指望做假的人有什么超前的科技需求，他赚一把是一把。但是，当中国的经济秩序真正完善以后，造假绝对活不下去！现在在日本就没有人敢造假，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造假，马上就完蛋。中国总有一天要进入到有序的阶段，一有序，造假的人肯定活不下去。企业能不能生存，说到底就是看你有没有绝招。这个绝招，第一是产品的特色；第二是科技的含量。上次我毫不客气地对张德江书记说：浙江要建经济大省，文化强省，但是“大”不等于“强”，“民富”不等于“国强”。科威特有的是钱，伊拉克要打垮它就打垮了，这是很简单的事。我说：经济强省应该有下列标志。我问张书记：第一，浙江省现在的经济总量中有多少具有科技的含量？第二，浙江省目前的经济有几个是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民生的、大的工业？第叁，浙江的经济真的有一天在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能抗得住吗？这些浙江省都有问题。浙江的市场发育得很完全，但如果我是外省人，如果哪一天我自己那里方便了，我为什么还要跑到你这儿买？现在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浙江市场里卖假货的很多，要么走私、要么卖假，这几年就是这样发起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再过几年，辽宁的人要货在北京买就行，何必再跑到你浙江来买，如果不到你这儿买你怎么办？
　　现在浙江称为塑料大省，全国叁分之一的塑料制品产在浙江，上次在余姚，就召开过塑料科技大会。浙江的西服很多，像杉杉西服等，还有娃哈哈。但是，请各位注意：西服、果奶不是民生大计！千岛湖的农夫山泉是好，但水什么地方没有？这就是问题。另外，温州经验好不好？好！但如果我是国家主席，我可不会在全国搞温州经验。温州经验说到底是民族经济全部被国外吃掉。你的资本算什么，温州老板的那点钱与日本老板相比就不算钱，马上会被吃掉，而且技术含量极低。我去了温州好几次，看到的都是家庭工厂，与现代企业能比吗？此外，把西部的博士挖过来，用高薪养起来，这些都不能算是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这些都是危机！但是我们却尽唱高调。那天，我最后是带着感情与张德江谈的：我是爱浙江的，作为一个教师，我教育学生习惯了，我认为对待学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教育的角度讲他，而不是去夸他“长得好”、“今后要当科学家”，这都是害人的话。所以我愿意对张书记提点意见。
　　再进一步，老板会提问：“郑教授，我现在做的这些，你看看结合你的知识能否给我改进一下？”我认为这样的提问是最好的。上次我们青年教授到天台去，天台是个穷地方，前面11个教授都讲IT产业，讲得那些企业家第二天都要来搞通讯行业了。我最后发言：前面的人讲的话又把你们害苦了。你们这么穷的地方怎么搞得过宁波、杭州？你们应该把本地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改造好，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在下次见到教授时提出这类问题，你们就进步了。真正的科技产业进步的源泉在你们，而不在教授。当你们有钱了、有产业规模了该怎么办，就应该学学日本。我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软件搞得这么红火，但我们并不需要软件。
　　其实，我们现在的软件搞不过印度。美国硅谷一大半的人才是从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国防部长常常惊骇这叁、四年来与中国的差距──他是从奥运会得了一块金牌谈起的，民总产值才是中国的叁分之一，人口与中国差不多，而粮食产量却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制造与控制。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有，我这次到韩国看了真是痛心，在韩国的街上见不到一辆外国的进口车，绝对没有！我又听说现代企业的生产量比我国的桑塔纳、长春、武汉、富康的总和还多，且他们所有制造汽车的精密仪器全部都是国产的。而我们的这些部分却全部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人家想做什么，什么都能做好，我们却是想做什么，什么都做不成。归根结底，不是靠我们的软件，搞计算机的人什么都会玩，上次到天台演示房子设计的动态，把房地产公司的人看傻眼了。其实，这都是哄人的，房子要造起来还是要靠材料，靠造房子的人。
　　现在我国在这两方面是最薄弱的。高等学校投了几十个亿买研究设备，但这些设备90％都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买来的时候觉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领导，但是若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就死了，我们国内的企业没有一家敢修仪器的，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仪器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就是我国现在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愿意踏实地来做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产不出材料，也没有先进的制造工艺。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教授的拥护。但是，要求省里的科委主任把钱投到材料和制造工艺这两方面，他就不干，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纳米”。说到底，这都是些表面现象，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我们现在想的只是“卖得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