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劳埃德大厦的复杂性和技术性悖论

1987年2月，在第680期Domus杂志中，新近建成的伦敦劳埃德大厦成为建筑部分的重头戏，共占据了13页版面，其中充满着研究图纸和Alastair Hunter的照片记录。

劳埃德大厦由理查德·罗杰斯及合伙人事务所设计，竞赛经过了诺曼·福斯特和贝聿铭等才华横溢的建筑师的参与，这座城市中心的建筑立即因其几乎“令人发指”的语言引起的高争议而脱颖而出。相反后现代历史主义的同情者以同样强烈的吸引力，宣布将现代派的武器交给撒切尔时代保守的非利士主义。

劳埃德大厦建成后很快就成为所谓高技派的代表作之一。在英格兰，这种技术通过两个代表建筑为人所知，一是诺曼·福斯特设计的，位于伊普斯维奇的威利斯·法伯与杜马斯总部（Willis Faber＆Dumas，1975年），另一个是塞恩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Sainsbury Visual Art Center），但两者都是一样的声名狼藉。

威利斯·法伯与杜马斯总部

罗杰斯与伦佐·皮亚诺于1977年开始合作，设计出的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不足为奇的是，当时在很多人看来，也许现在仍有这种观点，劳埃德基本上是Beaubourg激进原则在商业建筑领域的延伸：大胆地升级展示如何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根据时间标准）既可以解决机构的文化假设，即可以灵活地使用设备，鼓励大众欣赏新的非常规艺术形式，也可以解决想要赎回公众形象的私人控股公司的营销问题，免受丑闻和财务损失的影响。

但是，如果在Beaubourg中，技术展现了可以追溯到Archigram（建筑电讯学派：1960年以彼得·库克为核心，为伦敦两所建筑专业学生集团为主体成立的建筑集团。）和Cedric Price（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塞德里克·普莱斯这个名字就一直是英国前卫建筑的代名词。）史诗般的带有乌托邦成分的精神遗产，那么在劳埃德大厦中，它就吸收了功能主义派生力量强大的力量。

工厂的灵活性（有时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我们已经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垂直分配系统，技术系统和提供给建筑主体之外的相邻塔服务的“野心”，它们的存在前提是罗杰斯宣布所说的在他的想法中，项目具有居住建筑的有机特征：即可根据需要进行更改和适应。

然而劳埃德大厦的设计并不是为了遵循客户的意愿，相反正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劳埃德大厦在2014年被减少为仅使用原始空间的三分之一，真相则是由于一个真实的意想不到的悖论：2011年英国保护法规允许的最高保护等级。

雷纳·巴纳姆在他过世的前两年去看劳埃德大厦，在1986年为此写了悼词，但留下了许多谜团。他特别赞赏建筑执行的质量，认识到以最高水平表达功能的希望——

“如果比较各个细节，就能意识到这个建筑正在处理的设计解决方案在正常工程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工程师可以用一半的价格制作一个直立的扶手，但结果却不会是体系结构令人满意的一半。”

班纳姆首先在史密森博物馆中提出赞赏，然后在《建筑学》中对影像性的模棱两可的概念进行了比对，他将其描述为可以从视觉上欣赏的东西，但不一定符合古典美学的标准。

正是对建筑师的美学主张进行了无情的起诉《温和的环境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the Tempered Environment，1969年）的作者，使这一概念成为了标志性概念，如今它已成为房地产市场的黄金行为。

劳埃德的建筑成为了马尔格·苏伊武装现代主义的最后一个英雄性质的“纪念碑”，其地位不归功于技术，它看起来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归功于建筑的表现力：恰恰是班纳姆通过将它与工程学体现的技术进行对比才体现出这一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