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哈·哈迪德的一亿美元遗产终于有着落了！

以下文章来源：设计e周

几天前，围绕已逝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一亿美元遗产、长达数年的法律纠纷，终于告一段落。

ZHA（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的主要负责人兼首席建筑师 帕特里克·舒马赫 败诉，这意味着他想成为扎哈遗产 唯一执行人 的愿望落空了。

帕特里克·舒马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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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2016年。这一年建筑“女魔头”扎哈·哈迪德的突然离世，给 世界 留下了无尽惋惜遗憾，还有一笔巨额遗产。

这份遗产包括扎哈个人的绘画、素描、建筑模型、ZHA的股权和在迈阿密与伦敦的财产，总价值 近 1亿美元（现价值1.33亿美元） 。

扎哈去世后 ，根据其遗嘱协议，扎哈的事务所 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侄女拉娜·哈迪德、 好友布莱恩·克拉克、好友彼得·帕伦博四人将成为遗嘱的执行人 ，和扎哈的家人一起分得其中部分财产。

剩下的约8500万美元 （现价值1亿美元） 则放入 扎哈·哈迪德基金会 （Zaha Hadid Foundation）慈善机构 ，同样由四个遗嘱执行人担任基金会负责人 ，在 扎哈去世后的125年间 对这笔钱 拥有完全的酌处权。如果四人在分配的期限内产生了分歧，则将把这笔钱交由基金会全权处理。

遗嘱料理完毕，事情到此本应告一段落，不想却揭开了一段四年纠纷的序幕。

2018年6月，帕特里克忽然辞去了基金会负责人一职，并在同年11月向伦敦高等法院起诉 拉娜·哈迪德、布莱恩·克拉克和彼得·帕伦博 三人， 要求将三人从基金会和遗嘱执行人撤职 。

帕特里克认为，三人在接管Zaha Hadid Holdings（ZHH）董事会的控制权后，试图“改变Zaha Hadid Limited（ZHL）的建筑实践的原则和商业模式”， 破坏了ZHA持续经营的能力。

而且三人对他还存在毫无道理的敌视， 比如： 三人不允许他在2016年9月的扎哈追悼会上讲话；强迫他从基金会中将987万美元转移到由其他执行人控制的一家控股公司中；告知他不符合共同执行人的要求，将被ZHA解雇等 。

帕特里克 起诉另外 三个遗嘱执行人的报告截图

被控诉的三人随即聘请律师予以还击，认为帕特里克不过是想罢免他们的职务，使自已成为遗产的唯一执行人，以便从遗产中牟利。而且帕特里克此前“曾滥用否决权，未能区分利益冲突，对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缺乏承诺，还与公司员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场官司一打就是两年。

最终法院判定帕特里克的指控因难以证实而无效，扎哈的遗产归 扎哈·哈迪德基金会 （Zaha Hadid Foundation）慈善机构所有，用于建立一个博物馆，并提供奖学金支持阿拉伯妇女的建筑教育。

扎哈·哈迪德基金会的扎哈遗产展品

在打官司的两年里，帕特里克个人曾饱受质疑，被质疑最多的就是他意图通过控诉来成为扎哈遗产的唯一执行人。

“我别无选择。”

帕特里克用委屈而无奈的语气地 解释说， 他只是希望按照扎哈的意愿推进诉讼程序 。

而扎哈的侄女拉娜·哈迪德则表示：“我姑妈扎哈要是了解舒马赫在做什么，我们会很沮丧的。 我们感到有义务抵制他的主张，以捍卫她的好名声和遗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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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控诉双方都以“ 捍卫扎哈的遗愿 ”为自己辩护，这起法律纠纷就有了 罗生门 的味道。 甚至连法官都一度称之为一起“ 有毒争议 （toxic dispute）”。

但其中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帕特里克本人想必是清楚的。

毕竟这世界上最了解扎哈的，非他这个与之 搭档 了 28年 的合伙人莫属。

帕特里克 于1961年生于德国，1980年代初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哲学和数学，随后在斯图加特学习建筑，并于1987年在伦敦南岸大学进修。

“我开始在ZHA工作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尽管当时还没有建成作品，但她的设计是如此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并且富有张力和美感，已经使很多学生对她的绘画和设计深深痴迷。

1988年，当我还是伦敦南岸大学的学生的时候，在一个解构主义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扎哈。我在大会上深切感受到她作品的美。不像大会上其它的发言人，扎哈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是极其真挚的，毫无炫耀。从那刻起，我就决定要加入她的事务所了。

当时扎哈的工作室很小，只有一个房间。今天，尽管事务所已经占据了整栋建筑，但我们仍然保留着这个房间，而我的位置也仍然在这个房间里。28年过去了，这就是我起航的地方。”（ 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

帕特里克曾经用细腻的语句描述过和扎哈相识和共事的往昔。在那段经历里，两人既是一起打拼的合伙人，也是共同探讨建筑理念的益友，相互支撑着走过艰辛、迷茫和没有项目的日子：

“ 刚开始工作时我很纠结。肩头的担子很重，压力巨大。我每天顶着压力工作到深夜，不仅要做出非同一般的设计，还要保证整个团队的成果都完美卓越。 我曾一度羡慕清洁工平淡简单的工作 ，没有任何压力，只要认真打扫几小时，肯定是会打扫干净的。相反，我却完全不能确定我的工作与努力是否有好的结果。

……我们曾经是完美主义者，现在也是。而扎哈则是追求完美主义的极致。我们经历过的困难时刻太多了，每一次都充满压力、挣扎与抗争，通常是因为我们无法让自己满意，同时，要满足外界对我们的期望也真的很难。

在维特拉消防站之前，事务所并没有任何建成项目…… 维特拉消防站 终于在1993年建成，非常成功。我们在所有草图和图纸中所设想、模拟的设计和效果，手绘出来的所有场景，最后都一一成真了。我也曾犹疑、彷徨，但维特拉消防站的建成终于让我释怀， 确信我们的设计是可行的、有意义的 。” （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得益于维特拉消防站，事务所积累了不少名气，也接到了 不少项目 和竞赛。

但扎哈和帕特里克的风格和理念在当时实在过于超前，导致事务所屡屡碰壁。二人只能折衷处理，结合实际项目中遇到的问题不断简化、调整设计风格，使其更加“ 合理 ”、更容易被甲方接受。

随着项目越来越成功，名气越来越大，事务所受到的媒体关注和找上门的业主也与日俱增。事务所的项目遍及全球，与之相对的是不断扩张的公司体量。

“在我（帕特里克）入职时，事务所只有4个人。从2003年到2008年，我们从40人发展为450人。公司扩张其实正是我所主张的，但扎哈却对此有点担心。我一直在招新人，因为我知道我们会有更多的项目，会赢更多的竞赛。

事务所那时就是一个自下而上完全自我运营的系统，根本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管理或者正规的责任机制，对每个项目应该派多少人、花多长时间进行设计完全没有控制。每个人都非常忙碌，东奔西跑地做项目，坐着公务舱满世界飞。但由于设计费是足够的，因此没有对这些开销在意太多。我们沉醉于这种过山车般的体验，所有事情都那么迅速与激烈。” （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面对不断变化的事务所和设计市场，帕特里克在公司内的 角色定位 和设计理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奠定了 他 参数化设计理念和手法的雏形，也间接影响了扎哈：

“ 扎哈是个有极高原创性的创作者，她的作品新奇，有冲击力，引人注目的同时又兼具可行性。我的角色最早是协同设计，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把控并且论证这些创意的合理性：通过采用流动曲线扭曲与变形，使设计适应任何不规则的场地、实现建筑空间灵动同时完成复杂的建筑功能性要求；渐变效果以及对景观与地势进行推衍，可以创造出相互渗透、跨层的空间，并把丰富的空间无缝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当代社会是复杂与多元的，讲究开放与流畅的互动，我在早期就意识到，这些创新是符合这些需求的。于是我 创立了一些概念以及理论来解释这些理念，并协助扎哈一起，引领事务所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协助扎哈与上升中的新一代看齐，以保证设计的前卫性……我认为这是个非常令人兴奋并且有凝聚力的做法，也是放下解构主义、加入新浪潮的契机。

我说服扎哈这是正确的道路 ，但这并不是她会去做的事，因为把自己这样一个极富创意的天才与他人归为一列，她对此自然是抗拒的。她可能从来没有清楚地承认过这一点，但在我看来，这是事实。

事实上，从建筑研究室出来的学生用计算机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扎哈最终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 我们将来的设计不能再依赖草图或绘画来呈现了，三维建模与编程就是未来的方向。 ” （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对现代主义的研究性批判和反思，以及项目的成功，使 二人配合看上去无比默契， 对于参数化建筑设计的探索也越发成熟和自信：

“我（帕特里克）会以理论为依据，思考建筑的历史意义以及人类文明的需求，深入审视我与扎哈的设计直觉。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最终的分析中，我 们的设计没有任何含糊不清或解释不通的地方。我对所有“艺术感”的事物的合理性以及设计手段存在质疑。

在21世纪，设计的理性比上个世纪更加复杂。20世纪的建筑理论体系尚未成熟，与之相比，在当今的理论环境下，搭建我的理论大厦是更繁复的，将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当代城市的复杂性催生了解构主义。参数化主义承接了由解构主义开启的这一使命，并且更有说服力与影响力。参数化主义的发展要更加长远，已经诞生了更多的建筑师以及更为重要的作品，这是解构主义从未企及的。不需要通过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参数化主义也已经在建筑领域站稳脚跟，并且已超越了建筑范畴……参数化主义的发展充满挑战，但是我深信它终将迈向全球化。”（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帕特里克 用 图像 对参数化主义进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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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搭档的猝然离世，使帕特里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成为了ZHA和扎哈的参数化帝国 继任者 。

与扎哈的锋利而含蓄不同，帕特里克喜欢著书立说，而且不忌讳在媒体和公众前陈述具有争议的 观点。

（上图摄影：Jerry Yin）   “扎哈对于参数化主义是 含蓄的 ，这也是因为她知道参数化主义将面临很多批评。

另一方面，她对参数化主义抱有当年对解构主义一样的态度，不希望自己标签化。 但她从没有阻止我使用“参数化主义”， 她友善地容许我在教学与公开演讲中，用我们的作品为参数化主义加以说明与辩论，而在她的教学中，则用自己的语言去解读这些作品，我当然也是尊重她的做法的。因此，我们互相理解包容彼此稍微不同的态度，但归根结底，作品还是同样的作品，不同的只是解读的方式罢了。 ”（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作为ZHA的总建筑师、大学导师、作家和理论家，帕特里克 对于学术和展览的邀请也鲜少拒绝，频繁地出现在公众前，自信地分享他对于参数化主义的独特见解。

帕特里克是各大讲座和论坛的常客

这些 独特、超前、激进 的观点，让他收获了一大批拥趸者，但也遭到不少批评和反对。其中最具争议的是他在2016年世界建筑节上的发言。

在演讲中，帕特里克呼吁政府 摆脱法规干预 ， 将所有公共空间私有化并废弃社会保障住房 ， 提倡让自由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伦敦住房危机 。

这些措施包括：

1.规范规划者：必须以发展权为出发点，严格定义和界定规划者的范围和限制发展权的正当理由；

2.废除所有土地用途的规划：让市场自发分配土地用途，直到找到与工作和娱乐场所的适当平衡；

3.停止所有对“ 社会环境保护”徒劳无益的尝试；

4.废除所有规定性的住房标准：市场有最好的机会发现最有用，最有生产力和生活/繁荣的地方混合。实行住房标准不会保护任何人，只会消除选择，从而使我们所有人都变得贫穷。停止对（住宅）真实国家市场的所有干预和扭曲；

5.废除所有形式的社会和经济适用住房：不再强加各种类型的经济适用住房配额，逐步淘汰和私有化所有议会住房，逐步淘汰住房补贴制度；

6.取消政府对购房的所有补贴，例如“帮助购买”；

7.废除一切形式的房租控制和租约监管，取而代之的是按租约条款自由签约。这是创建密集的城市结构的秘诀，是在后福特主义网络社会中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关键条件；

8.将所有街道，广场，公共场所和公园私有化，甚至可以将整个市区私有化。

此番惊世骇俗的言论立即引起伦敦居民的强烈抵制，反响之强烈甚至波及到了已逝的扎哈。

为此，拉娜·哈迪德、布莱恩·克拉克和彼得·帕伦博三人 第一时间和 帕特里克 划清了界限：“帕特里克·舒马赫最近表达的关于关闭艺术学校，放弃社会住房以及在海德公园上空建筑的观点 是他的个人观点，与我们无关 。大家知道扎哈女士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她（如果在世的话）将完全反对这些观点，并且将自己与这些观点分离。 ”

此后三人和帕特里克 的关系一落千丈，矛盾不断，为文章开头的那场纠纷埋下了导火索。

帕特里克本人则深陷舆论漩涡中，被打上了 “ 无政府主义建筑师 ” 、 “讨厌先生” 的标签 。

对此，他尴尬地解释说：“我只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并获得比我的讨论更多的东西。然而事实证明，我所涉及的主题 过于敏感 ，根本无法以任何直接的方式来进行。”

帕特里克还认为， 限制工作时长将使欧洲公司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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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言论上的争议， 帕特里克作为ZHA 业务负责人也 同样不太如意。

今年4月份，ZHA的帐户显示在截至去年4月30日的12个月中，公司营业额为5660万英镑，比上年增长30％。但是税前利润却 从430万英镑下降至190万英镑 ，低于2018年的470万英镑。

与前一年450万英镑 不同，公司去年也没有向股东支付任何股息，也没有向扎哈·哈迪德基金会捐款。但 2020年的账目却包括一位董事（被认为是 帕特里克 ）的“应计薪酬” 530万英镑 ，2019年的账户则不包括类似的账目。

ZHA2019财政年度按地区划分收入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和帕特里克的业务能力有关，但 ZHA的发展显然没有预期中那么顺利 。

再加上三个遗嘱执行人、12个ZHA副董事、扎哈·哈迪德基金会等多方势力的存在， 帕特里克 要掌管如今的ZHA、处理好这笔巨额遗产， 早已不是单纯的刘备托孤孔明，倒像是ZHA版的《 权利的游戏 》。

要传承好扎哈衣钵，谈何容易？

在个人理想和资本利益紧密纠缠之后，帕特里克既可能是 维护扎哈遗愿的卫道者，也可能成为伺机 从遗产中牟利的伪君子。

他那句 捍卫扎哈遗愿的口号，听上去就难辨真假了。

于是，有人说他是个精明的商人， 嘴上高喊参数化主义，心里却全是项目生意；

有人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利用扎哈和事务所的影响力，来达到自己名利双收的目的；

也有人说他和扎哈共事了28年，早已视彼此如知己。在继承扎哈遗志、扩大ZHA影响力这一点上，他一直尽心尽力。

……

无论外人如何评价，也只能回到开头那句话， 帕特里克的意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只有时间能给出最终答案。

而对吃瓜群众来说，这场一亿美元遗产纠纷的最后结果还算皆大欢喜。

因为只有这样，两个建筑师之间曾有的 深情厚谊、临终嘱托、建筑愿景，不至于在金钱利益面前化作 一地鸡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