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冬竹谈谈自己的“西部印象”

感谢《当代建筑》之邀，让我有机会谈谈自己的“西部印象”。但稍加思索，作为一个几乎天天生活、工作在西部的人，我对“西部”显然不应仅有“印象”，更需有“感受”、有“体验”、有“对策”。

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地理方位，“西部”与“东部”“南部”“北部”相比，本身应无特殊之处 ：它是指在版图上位于偏西的那一部分国土。 但“西部”由于在文化、地理上存在着的明显差异，常作为一类具有集体特征的研讨对象，更多地被组合为一个特别的讨论组群，表现出与其他地域颇为不同的意味。 得知位于东北冰城的专业杂志组织“西部建筑”专辑，我脑海中几近本能地出现了一条在地理和文化上至关重要的线——胡焕庸线。这条大致为倾斜45?的直线，划出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在其西侧，常被视为界定出“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国”（引自2009年第2期《先锋 · 国家历史》）。然而，将我及众多同在西部工作的同行、朋友所在环境相比，这个粗略的印象表述显然已不能完善、准确地指向今天的西部，尤其是西部城市。

任何区域、场所的营建，都意味着条件、目标和对策。即使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条件的差异甚至特殊必然需要特别甚至特定的对策予以解决。 这是我理解之所以“西部建筑”可能成为一类集体商议话题的基本前提——因为在这个广袤的版图区域中，不仅呈现出众多与东部形成高度反差的特色，而且在西部内部，在地理、经济、文化、物产等诸多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和特色。

前不久，有机会造访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登上州府所在地博乐市近郊的小山顶观景台，看着平整笔直的城市路网和一望无际的海棠树林，当地领导指着远处清晰的连绵青山说，“那边就是哈萨克斯坦了。”徐缓清风拂过，大地之壮美、空间之敞阔——毋庸置疑的差别冲击着我这个同在“西部”，但来自“超大型高密度山地城市”的人。我开始深深羡慕这个城市人口大致相当于2.5个重庆大学人员总数的城市了。 这便是“西部”对“西部”的震撼和刺激，它来自差异巨大的基础条件和人居对策，来自对不同土地、不同历史、不同文化的精准回应。

但遗憾的是，今天部分地处西部的建设，却丢了这个基本逻辑和行动准则，将原本并不存在或极其勉强的条件生硬地植入西部土地，用教条、表象甚至幻象编织着另一个梦。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早已成为国家战略，常学常新，但客观上存在的经济比拼及不同地区的先天条件差异，使得西部建设依然需要警醒。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机会与效益始终影响着城乡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发展依然不能失去对环境、文化、人的映射与尊重，而必须在更多元、多维、多层的世界里成为更有效的载体。

西部城市建设不仅要善于提炼规律、总结模式，更要去掉贴在西部上的标签，洞悉标签下的对象差异和诉求，将“发展中”甚至暂时的“欠发达”视为一种机遇，一种可变和未来的机遇，就正如一个年轻人身上所蕴含的潜力是可盼、可期的。

显然，既然当前西部建设的矛盾常体现在“迅猛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地域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那建筑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技术问题，更不是一个建筑面积的增量问题，而是认识观、价值观叠加、融合后的哲学思辨和工作立场问题。西部给予设计的，不仅是多变复杂的场所、跌宕蜿蜒的历史、稍显窘迫的投资，更是设计最需要、最宝贵的限定载体。这些载体，恰恰是孕育创意的重要基地。去年我在和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钱方总建筑师共同商议筹备新一届“西南之间”论坛时，我们提出“地缘创造”（Geo-Creation）这一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我试着写下这些话 ：具有广袤地理空间的中国西南，不仅拥有中国1/4的陆地面积，拥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气候类别、生态资源、人文风俗，更重要的是，这里分布着中国种类最多的少数民族……西南地区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大量独特的地域单元，这些地域单元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也作为一个个基本元素共同建构出灿烂的中华文化。

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西南地区也聚合发展出中国最具个性的城市……以“地缘创造”为主题，正是期望当代建筑师能够通过对这片土地和文化的再阅读、再审视、再批判、再发掘、再创造，建立起开放创造与地缘传统基因强有力的关联，扎实读懂这片土地，读懂这方文化，在地缘传统中探求理性创造，并展示地缘价值。 唯有如此，才能在更具挑战性的未来城乡建设中，孕育出与这片美丽之地相匹配的优秀作品，将今天的智慧转化为新的传统。

漫长的历史进程、重大事件、文化信仰、经济水平等更多的人文、社会因素将西部城市塑造为一个个特征鲜明的人类文明见证。 每 一代身处当下的人们，看到的是前人选择和塑造的结果，通过每一代人的持续劳作，也必将留给下一代及后代一些东西，让他们看到和使用我们的选择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