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向“内”生长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言: 社区,是大社会的“具体而微”。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大多数人的行动和活动半径缩小至社区;社区不但成为疫情防控的一个战略空间,更成为居民最重要的文化消费空间。
社区公共空间和环境,是居家隔离的居民几乎唯一可适当运动休闲、缓解焦虑、接近自然的场所;但基于病毒的传播途径,大家或多或少都在保持着社交距离。
退守个人空间,警惕他者,甚至竖起心理上的“门禁”。传统老旧小区,由于社区内部公共空间相对较小,“心理”门禁更为明显。
非常时期,一些社区试图探索围墙内的公共性,从组织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梳理闲置的公共空间,到发掘社区能人、发现内生的需求和资源。
面对疫情,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得到重新定义。在物理空间和心理防备的 “社交距离” 下,社区由 “内” 生长。
被重塑的社区关系
“一起登上抗疫大船,对不同人而言,意味是不同的,因为相同性并不存在,而且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这句话来自疫情期间意大利作家弗朗切斯卡 · 梅朗德里写给法国人的一封信,同样适用于多元的社区。
疫情不断考验着个体、家庭、社群和区域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策略,让我们重新审视社区的自身功能和价值。看似封闭的社区里,因为抗“疫”这一共同目标让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
回想2月,在北京要求所有返京人员必须在家隔离14天政策发布后,北京净土寺社区建了13个微信群处理返京居民的问题。
孙婷婷是2月15日回到在净土寺社区的家,成了第一批居家隔离的人。
孙婷婷说,当初刚加到社区微信群的时候,期待值很低,以为就是冷冰冰地每天报备体温,严格执行居家命令,完全没想到它会 “横冲直撞地带来了惊喜” —— 垃圾有人倒、物资有人送、快递有人帮忙收。
▲ 疫情期间,社区志愿者为社区居民送菜上门。
这种细致的服务,不仅得到了很多居家隔离人员的赞扬,也推动他们在解除隔离后自愿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孙婷婷也是其中的一位。
她说: “我们接受过居家观察,比较了解隔离人员的需求,也能体会社区工作者的辛苦。社区接纳了我们,为我们服务,我们也愿意为社区贡献力量。” 居民、物业、居委会的联系更紧密了,被疫情重塑的社区关系不仅体现在社区内部,还体现在社区与外部的联系上。
高忠楠是北京西城区一快递站点的快递员,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向复兴路附近的一栋居民楼里送货时,由于疫情不能送货上门,只能打电话让人下楼自取。一位50多岁的大妈下楼取快递,专门给他带了一包口罩和两瓶酒精,并提醒他一定要做好防护。
高忠楠说: “疫情不但没有造成阻隔,反而让他收获了诸多善意……虽然小区因为疫情封闭产生了距离感,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更近了。”
疫情让社区的公共性重构成为可能。
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黄晓春指出:在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因自身的安全需求找到社区,原本是一个私人问题;但由于这个问题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便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志愿组织和社区组织等自发社群的出现,更进一步稳固了公共空间 —— 而这正是疫情过去后,我们可以延续下来的一般性机制。
在黄晓春看来,参加过志愿活动的人对社区更有认同感。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方法来重建社区的公共性,或依托三会制度(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等居民自治制度和平台,倾听不同的声音……最后完成基于现代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公共性基础上的文化重建。
新型社区空间的自治者
社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
社区公共空间需要足够吸引人,才能让居民愿意走出家门、进入并参与活动。
疫情造成的非常状态下,居民退守社区,社区花园、社区围墙内那些基于邻里信任而生的小微绿色空间成为人们难得的喘息之处。
于是,居民自发进行社区营造,不只产生了新的社区空间,更促生了新的社会关系。
种花种草,并不只是为居住环境 “涂脂抹粉” ,近些年社区园艺愈发成为一种社区营造的方式。
人们开始找寻身边的闲置空间,从设计、施工到建成后的维护管理,都由居民协商完成。
▲ 上海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以“亲近自然、健康生活、美好邻里” 为特色的“生境花园”公共空间投入使用。
上海嘉定区陆巷社区居民参与自治始于疫情前。
疫情期间,几位居民代表在居委会的推动下成立“蔷薇满巷”自治委员会。他们从陆家巷路225弄小区开始,在公共区域和小区主干道两侧种植蔷薇。很快,种花者众。
退休赋闲的房东、随子女搬到上海居住的租客,都开始购买种子、花苗,互通有无。通过种花,陆巷人开始慢慢和邻居熟识,后来还吸引退休的园艺师加入,废弃的铁丝、轮胎、空心砖和石块纷纷被改造成花盆、铁艺装置和鱼缸。
▲ 2020年5月,上海嘉定区陆巷社区的居民交流种花经验。
疫情期间,民办非营利机构“四叶草堂”也发起了一项名为 “SEEDING” 的计划,邀请居民用种子重建邻里关系,营造社区花园。
这个计划得到了全国各地不少社区的响应,比如上海同济新村的居民张永梅,就借助这个计划,打开自己家花园的门,邀请邻居来串门。
张永梅称,有一群共建人,共同探索多样化的社区活动是一种理想模式,她也希望自己的小院能由专人打理,对更多人开放。
▲ 上海同济新村居民张永梅,参与了“SEEDING”计划,疫情让她得闲收拾家门口的荒地。
一个好的社区公共空间对 “社区归属感的营造” 极为重要。
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中心主任刘悦来指出,以上案例让我们看到了社区自治的两种形态,一种是居民通过自治项目产生连接,并在社区遇到紧急情况时,加入社区治理中,减轻治理者的负担;另一种是在社会组织引导下,居民开始自发行动,与社区发生关联,并逐步根据自己的需求,营造出居民自己运营的公共空间。
此次疫情中,这两种形态都起到了作用。当然,在没有自治基础和意识的社区里,公共空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就难建立得多。
新型社区关系可持续吗
空间,是产生交流的场所;好的社区公共空间是立足于社区而又超脱于社区的。它们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又在文化意义上超脱了某一个区域的限制,成为真正的公共文化空间。
长远来看,这样的社区公共空间将激发一个地区乃至一座城市的活力。
如由老旧社区图书馆改建而成的“ 上海陆家嘴融书房 ”,每周举办两场高质量的 “陆家嘴读书会” ,以 “在场+在线” 的方式覆盖全国观众,被誉为 “没有围墙的融书房” 。
▲ 由老旧社区图书馆,改建而成的“ 上海陆家嘴融书房 ”
这样看来,社区公共空间不仅是在简单地装扮社区,更是在激发人与社区的碰撞和交流,让人与整个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的文化、艺术、风俗等产生连接与交流。
近几年在中国,这样的创新型社区公共空间也在不断涌现。今年8月刚开馆的天津格调艺术馆就是其中之一。
▲ 天津格调艺术馆,这间24小时书房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借阅不收押金,读者凭信誉实现图书的借阅与归还。
格调艺术馆位于天津河东区津塘路,南北两侧老房众多,旧城气息浓郁。
在这里,无论是地铁上的看客,还是路过行人的目光,都会不自觉地被一处日式临街庭园 —— 望月庭所吸引。
公共艺术空间,是一种服务于公众和社会的建筑单元。
在设计者看来,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庭园,消减山水庭园 ‘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的拒人感,使其真正成为公共的、免费的、触手可及的慰藉人们心灵的空间;让身在庭园变为一种集体体验。
“空间带来社交” ,待到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平息下去,被重塑的社区关系将何去何从?专家指出, “后疫情社区” 也许会呈现出两种趋势。
一种是更封闭、更依赖管控的社区,人们继续保持彼此的“社交距离”,依赖私家车、科技、围墙,退回到个人空间,也就意味着个人减少了参与公共生活与社区事务的机会;
而另一种是更开放、包容的社区,居民更依赖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力量,愿意敞开自己的花园,渴望与不同的人交流,期盼参与公共生活和社区事务。
▲ 生境主题区、互动体验区和休憩科普区的划分井井有条,花园日常养护和管理则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促进了睦邻友好。
当然,这两种趋势不是截然对立的。很多时候,它们同时并存于同一社区,甚至同一人的行为中。后疫情时代,社区怎样变化取决于社区的居住者、治理者以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更愿意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
共治导向下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倡导渐进式发展,将社区发展的长期目标转化为分步骤的、适合多方参与的小型任务,注重依靠更新项目孕育居民、社会组织参与谋划社区发展的能力,最终形成社区议事团体、社区公约来保障这一更新机制能够常态化发挥作用,实现社区的自我修补、自我完善。
我们应认识到社区公共空间 “内生长” 背后体现的是居民能够凭自身能力实现理想生活状态的 “可行能力” ,即当未来社区环境条件不适应居民新的需求时,居民有能力自主联系各类社会资源共同发起改造。
正如简 · 雅各布斯所说,社区要通过 “多方面、逐渐、经常、有条不紊的变化” ,来保证自身 “拥有适应变化、保持自己的吸引力和提供便利之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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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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