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程事故“背锅”，透视工程行业困局！

如今，土木工程行业事故频发，设计与施工人员高薪低薪，甚至甲方的地产从业人员似乎也忙得停不下来了，是怎样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和结构性的困境让一个行业陷入了如此困境？

时间就是生命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逃出来以后就吓傻了。”，还在丰城市人民医院的王摇胜这样对记者说道。

他是11.24江西丰城电厂坍塌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2016年11月24日7点左右，江西省宜春市丰城电厂三期在建项目冷却塔施工平台突然倒塌。事故造成了74人遇难，2人受伤，成为当年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也是近十几年来电力行业伤亡最为严重的事故。

最后调查组查明，冷却塔施工单位河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管理混乱，未按要求制定拆模作业管理控制措施，对拆模工序管理失控。事发当日，在7号冷却塔第50节筒壁混凝土强度不足的情况下，违规拆除模板，致使筒壁混凝土失去模板支护，不足以承受上部荷载，造成第50节及以上筒壁混凝土和模架体系连续倾塌坠落。

媒体报道，建设方代表与总包方、施工方负责人在9月13日签订了《江西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总承包项目地基处理工程“大干一百天”目标责任书》，从召开动员会的到事故发生的11月24日已过去72天，离大干一百天还剩下短短的28天时间，应该还有好多工程任务未能完成，不排除在赶工程、追进度的状态下进行。施工方凭以往经验判断混凝土已经干透，却未实际细致勘察，最终因为偏载导致混凝土板坍塌事故。

毕竟电厂早一天发电就少一天还贷的利息。虽然法律明文规定，遇到业主要求赶工期而可能造成安全风险增加的，施工单位有权利拒绝不合理要求，但现实中，手握施工单位工程款拨付的大权，弱势方的施工单位真的很难做，下一个项目呢，想你曾经磨磨唧唧，可能就没你的份了。

无独有偶，不仅是每天风吹日晒的施工方过着“来世莫做乙方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无奈境地，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的、看似生活的舒服多了的设计师工程师同样难逃碾压。

上海某著名建筑设计外企员工，拥有天大本科及英国著名AA建筑学院硕士在岗位上猝死。17年8月，上海某设计公司建筑三所30岁助理主创脑出血送医不治去世。17年6月，常州29岁的设计师，东南大学硕士，刚买了房准备结婚，结果周六加班到早上，回家躺下后便再也没能醒来……猝死的主要原因来自于身体和心理压力，熬夜是猝死的一大元凶。

工作中，你是否有拒绝熬夜的权利？是否有资本和公司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谈判？在现实情况中，工作几年，想着自己身上的房贷车贷家里开支，离开了这家公司可能这些就断供了，你还有勇气拒绝吗？

网传十大最易猝死的高危行业中，程序员、媒体人、设计师郝然排名前三，单纯让工程师做出改变是没有意义的。

同样，如果发生工程事故就把工程师抓去背锅也是不公平的。但却看到很多这样的归因，在知网上搜“工程事故伦理”文章，解决工程事故问题它所给出的伦理答案无非是以下三种：其一，要不断的完善政策法规。其二，加强对工程专业人员的工程伦理教育。其三：完善监督检查机制。

看似给出的建议很全面，覆盖了个人、社会、法律各个方面，但似乎无关痛痒。

首先，关于工程伦理的责任主体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个人。对于全国各地频发的建筑安全质量事故，工程师可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如果仅将事故发生的原因归于他们，让工程师来承担全部的谴责和质疑，那么我们则是没有抓住事情的要害。

工程师很多时候只是建企管理者命令的执行者，也就是说我国工程项目的主要伦理问题在于不完善的工程管理制度下企业不合理的经济利益的追逐，从这个层面来看，仅仅将工程师是作为工程伦理的责任主体是不公平的。

其次，在立法功能错位的情况下，要求完善法律法规是掩耳盗铃的。改革开放以来，法律的功能定位于服务。有利于经济发展，法律会进行保护。不利于的，法律加以干预。在这样一种思维中，追究更高责任主体保障建筑质量和劳工权益似乎不是一个好选项。

综上，抛开个人与权力机关外，企业特别是掌握着金钱的甲方似乎成为众矢之的。

甲方的经济学

有时候，甲方也有它的难言之隐。因为，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企业，资金流转量大。而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实际上还未成为真正的买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企业能掌握的资金量就决定了它的规模。

当资金成为约束条件，资金周转率就成为了决定经营规模的关键因素，因为与很多行业不同，房地产开发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并不是单一利润率，而是企业三个指标的连乘（即：ROE=销售净利率*资金周转率*权益乘数），权益乘数代表的是股东投入的资本在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即财务杠杆，鉴于政府去杠杆力度的深化，以及房地产行业自2013年后平均利润率在以每年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在持续下滑、土地出让价格的不断走高、放款单位压缩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次数与额度，迫使房地产企业为了保证项目的投资回报，将管理重心和运营模式向“高周转”转移。

所谓的“高周转”就是不压货，拿了地，快开工，快销售，快速回笼资金后再投资，提高资金周转率从而提高企业收益。

就像某房企的“456模式”：拿地4个月开盘，5个月资金回笼，6个月资金再周转。在这样严苛的时间要求下，如果没有极高的工艺和管理水平，酿出悲剧几乎是必然的。这时候，要求甲方的管理人员重视工程伦理问题不太现实，当一个企业整体运营保持着高度的封闭，内部要求极高，所有人都绷紧了弦在做事。高压式的工作，机械性的操作早已让他们疲惫不堪。也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工程伦理这些不仅对周转有利反而有可能有害的形而上学的问题。

但是，是否所有的问题都是房企利欲熏心式的赚钱导致的？其实也不是，因为有时候房企不得不高周转，如果房企愿意放慢速度，对资金不那么在意，那么就会导致它在业内的排名下降，排名下降意味着融资就更加的困难，如果房企不在前50名之内，银行可能都不会贷款，最终这些放慢工期的房企就会因为融资受限，很可能就会被淘汰出局了。于是演变成了这样一种越高周转规模越大的“逆淘汰”的局面。那么是否贷款单位可以做出点改变，给这些放慢速度的房企网开一面？事实上，如果资金回笼太慢，银行的贷款收不回来，坏账率太高，银行也难以为继。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吊诡的场景：建筑行业上至甲方大佬房企，甚至是贷款机构，下至设计院、施工单位、建筑工人，或者是高强度工作的房奴，大家都在狂奔。

就像俗话说的“在江湖上，没有人是自由的”，因此也就不能单方面的要求某一群体提高他们的工程伦理水平来解决工程事故频发这样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价值的“天平”

马克思.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叫工具理性，一种叫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就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比如说我要因为某件事需要去一趟广州，那么我会打开手机订票app，比较计算一下，然后选择最省时最省钱的方式，这里就是运用工具理性，这里“计算”就是工具理性的核心，针对某个目标，计算成本与收益，找到最优化的途径。

但是为什么要去广州呢？这件事情真的重要到需要去广州吗？甚至是，我为什么要坐火车或是飞机去广州呢？为什么我就不能 “突突突突突突”开着拖拉机一路翻山越岭去呢？这不是更有意境？这些问题就是价值理性关注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理性截然不同，工具理性考虑的是手段，考虑的是如何去广州更快更省钱，而价值理性考虑的是目的，为什么我要去广州？

正是因为要考虑手段，要考虑效率，所以“计算”就成为工具理性的核心。而物质财富的累积本质上是一种数字的增长，数字的增长恰恰是“计算”的拿手好戏。从此，工具理性变成上帝留给人类的新的圣经。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始形成，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境况慢慢地发生了改变。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大到现代的公司，亦或是铲土的挖掘机，设计房子的软件，还是甲方的管理人员，在烈日下的工人，在炼钢厂奋战的工人，出入写字楼的工程师……,无一例外，人们在忍受着劳动的煎熬。工具理性依然在不断膨胀，只要财富仍然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最优途径，那么在可以预想到的将来，工程事故和工程伦理问题一定还会发生。

走笔至此，工程伦理问题似乎无解，工程事故的本质原因已经不是出在甲方，设计院，施工单位任何单方面的群体，而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工具理性”这一计算性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不同于设计施工亦或是制度法律，它是无形的。

总结

我认为，对于解决工程伦理的一个办法就是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仅仅把盈利当做唯一目的，就像谷歌的“不作恶”的价值观和使用可再生铝与清洁能源的苹果。当然，我们不能盲目的要求每个企业都会有如此的觉悟，它们仍然会为了工期牺牲质量，仍然会压榨员工，这时候就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牵制。

第三方力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由的深度的媒体以及独立的调查记者。它可以说是工程伦理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国内新闻环境的恶化，这几年调查记者和深度报道都大幅度减少了，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除了自由开放的媒体，由建筑从业者组织的工会也非常重要。仅仅凭单人之力是很难和企业进行平等的协商和谈判，如果有一个能够代表从业者利益的工会和企业谈判，那么工程师就不用担心因为不执行不合伦理的操作而丢掉饭碗。

对于个人，我们只能牺牲一些物质上的利益去换取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尽管在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去要求人改变是不公平的，就像是在一个扶起老人必被讹的社会要求遇到老人摔倒就去扶一样。但是个人依旧可以做出些改变。

首先是需要改变我们与他者之间单一的工具理性角度的关系，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和宇宙以及他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对立、索取与征服的关系。同时，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时间成为我们想要控制的对象，成为我们可以利用的物品，失去它的独立性。

所以，在工具理性给我们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要警惕它对心灵的荼毒。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与工程的关系，它不仅是一种为了获得工资而必须从事的无可奈何的存在，一种增加我们物质财富的工具。当然，并不是说这种对工程的看法就是错的，而是说这样一种看待的维度非常的单向，因为单纯从工具理性这一维度来看，越快尽越省钱省力地完成一项工程自然就越好，但 “当你想要快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不关心它了”，而这就为工程伦理问题埋下了隐患。所以我们需要从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去看到生活以及工程的其他维度，只有真正将价值理性引入到工程中，才能最终杜绝工程伦理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善根，从互害社会走向互利型社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应对[J]，探索与争鸣，2018年08期，75-83；2） 王科力，阶层分裂与互害社会[J]，新产经，2013年02期，58-59；3） 张践，论儒家经济伦理——韦伯引议[J]，孔子研究，1989年02期，40-48；4） 陈琳琳，上海“楼脆脆”事件的工程伦理问题分析[J]，建筑与装饰，2020年11期，107-108；5） 陈慧，质量发展背景下工程质量的伦理问题探究——以建筑工程质量为例[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6；6） 博洋、金德智，浅谈土木工程伦理的研究主体及其伦理责任[J]，建筑设计研究，2012年第10期，46-61；7） 贺阿红、赵学锋、赵鹏飞，基于工程伦理视角的丰城11.24特别重大事故研究[J]，价值工程，2019年22期，73-74；8） 文芬荣，工程职业自治的一种可行路径——工程社团建设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6；9） 林傲霜，白骨堆上的“中国速度”——从江西丰城特大事故说起[OL]；10） 11·24丰城电厂施工平台倒塌事故[OL]，百度百科；11） 木头人，知乎：如何看待江西丰城发电厂 11·24 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