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汉代建筑空间形制分析

    两汉时期建筑技术趋向成熟，木结构的广泛使用，为营造宽敞开放的室内空间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促进了建筑空间形态的丰富与发展，除传统的长方形与正方形外，又演变出多种不同的空间类型，既有象征权力与威严的“高台建筑”，也有由单体建筑分置组合形成的院落建筑，此外还存在着单体建筑之间相互连通的开放式建筑体。不同形制的建筑在空间尺度、平面形态以及组合关系上均有很大的区别。

    一、高台建筑

    汉代受秦王朝的影响，热衷于长生不老并祈求与神仙共存，武帝时期在建造宫室方面多效仿天宇宫苑，建造规模宏大的高台建筑。这些建筑高大华美，或建于宫苑之内，高达百尺；或居于市井之中，巍峨壮观；或依悬崖峭壁，或临江诸之畔。追求一种灵动、跃腾、升华的空间效果，以达到皇室贵族追求的人神交汇的境界。

    汉代，高台建筑是当时十分重要的建筑形式，大型、重要的建筑均采用高台建筑的形式，因其体形庞大，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因而两汉宫殿多采用高台建筑的形式。从文献记载以及出土文物中我们可管窥汉代高台建筑的尺度与规模：如班固《西都赋》所云：“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急奢。”又如《三辅黄图》中记载：“未央宫有宣室、麒麟、金华、承明……等殿，又有殿阁三十有二。有寿成、万岁、广明、椒房、清凉……通光、曲台、白虎等殿。又有玉堂增盘阁、宣室阁。”从出土建筑遗址来看，高台建筑不仅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十分兴盛，两汉边远地区的重要建筑也多采用高台建筑的形式。如崇安汉城二号建筑遗址是利用原生山丘将山顶铲平，周围部分挖低而成。广东五华山汉代建筑遗址是一组四周回廊、中央为台的大型高台建筑遗址群，回廊利用地形，北高南低，边缘靠近较陡山坡处构筑墙基，两端转角处设有角楼。

    西汉时期高台建筑遗址保存较好的首推汉长安城“明堂辟雍”遗址，平面呈方形，四面围墙各长235米，围墙正中设一门，四周有曲尺形配房，围墙外围有环形水沟，庭院当中有一圆形土台，直径62米，高出地面30厘米，土台上有平面呈“亚”字形的夯土台基，台基的四面均有墙柱痕迹，可以看出原建有大体对称的堂、室建筑物。殿、堂室内的空间组织沿袭古制，循“前堂后室”的布局形式，前堂地面砌方砖，后室地面涂瑾敷朱。因其规模巨大，且属于汉代重要的礼制建筑，我国古建学家曾多次对其进行研究探讨，尝试对其进行建筑复原，其中以王世仁、杨鸿勋先生的复原方案最为权威。在二者的复原图中，虽然在中心建筑物的结构、外观以及堂、室的位置安排上出现不同的看法与见解，却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明堂辟雍”建筑并不是真正的多层楼阁，其顶层依托夯土台建立，四面的突出部分由夯土台连接为一个整体，一些木构架与土墙融为一体，柱网趋势已十分明显，但承重的关键还在于土台，因此才能保证高台宫殿建筑的体量以及宫室的光线采集与通风设置。

    二、院落建筑

    院落建筑是汉代民居建筑的基本形式，属于组合式的建筑形式。其形成的原因是建筑空间不断细分，空间内部面积逐渐扩大，房屋逐渐增多而形成的空间布局。《汉书·晁错传》关于院落建筑有这样的描述：“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广雅》解释道：“院，垣也”，《辞源》中说：“院者，周垣也”。院落建筑中最基本特点便是堂、室分开，厅堂具有公共生活空间的性质。接待、宴请、歌舞表演等都会在厅堂举办。同时汉代礼制对宗族成员等级的高低和长幼之论有着明确的规定，加上社会风俗的演变使得家庭成员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对空间更为宽敞的需求更加强烈，于是新的空间布局便应运而生。由单体建筑向院落式建筑聚落群转变；平面形态不再拘泥于规整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堂和室分开，厅堂与门的位置分别前移，内室则向后延伸，室沿轴线向后延伸而形成的围合式的院落布局。这种组合方式没有固定的程式，形态各异、自由灵活，不同的地域、文化有着不同的布局特点，有较为大型且筑有城墙的“城”，有祭祀宗族的“庙”，有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场所“宅”，而“宅”是数量最多，最常接触到的一种建筑形式。

    从画像砖石以及陶楼明器中可对汉代院落建筑进行研究与分析。成都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画像砖中常见绘有大型院落的图像，其中一幅图像所绘宅院为方形，两进庭院，南墙西侧设有一个栅栏门，二进以北为内院，以回廊相绕，北堂三间，悬山顶，有插栱承托前沿，楹门有方形础石，堂基颇高，廉隅分明，堂上主客对坐，堂下双鹤起舞，东侧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井、桌以及炊具的痕迹，由此判定东院应为厨房。北院面积跨度较大。院中设有一座望楼，可供观敌瞭哨之用。此处院落被视为汉代一般官绅住宅的缩影。

    河南内黄三杨庄发掘一处汉代聚落遗址，经考证，为普通居民所住，该村落的四处院落遗址皆为封闭的两进庭院，各院落较为独立，均呈南北方向，庭院布局都是非对称的。庭院大门开在南院墙上，水井设于大门前的空旷场地。第一进庭院内房屋都较少，第二进庭院与第一进相比，较为狭长，主房位于第二进院中。庭内或院外有植树，院落周围环绕农田。此外，房屋建设与文献所载的“一堂二内”形制略有出入，四处遗址的主房与庭院格局也不完全相同，可见该村落及其中住宅并非依照一个严格的规制来建造。

    在汉代庭院建筑中，除单重院落外，还出现有多重院落组合成的居住庭院。以淮阳于庄院为东汉中期彩绘陶院落为例，该院落为三进四合院，由生活院落和田园院落两部分组成。生活院落沿纵向布局，分为前院、中庭、后院三重院落。前院正面居中开门，上置悬山顶，两侧为马厩。中庭由正房、左右厢房、门楼和厕所组成。后院则由厨房、厕所、猪圈等小型低矮建筑组成，是仆人劳作和休息的地方。另一部分为田园部分，田园的一侧与院落相接，另三面有围墙。水井设在田园的中部，灌溉沟和土埂清晰可见。这座陶院落是目前发现的形制最大，结构最完整的一套组群建筑，结构严紧、内容丰富，是当时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为研究东汉建筑艺术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三、楼阁建筑

    如果说汉代的高台建筑、庭院建筑追求平面横向空间的规模与尺度，尽享奢大与华美，那么，楼阁建筑则追求纵向空间的组合形态。汉代建造楼阁有一定的思想原因：汉人崇尚“天人合一”“天人相通”，追求人神交通之事。在设计中遵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原则，依据“仙人好楼居”的思想观念，汉代在建筑上“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因此高大的楼阁建筑应运而生。汉代楼阁建筑形式多样，多层塔式、干栏式、组合式等共同构筑了汉代楼阁建筑的造型范式。

    其中多层塔式楼阁建筑形式可从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区出土的墓葬陶楼中进行现实观照，这些陶楼在结构上有多种形制，或低至二三层，或高至九层之多，其中一种在腰檐上置平坐，平坐处施勾栏，由于各层腰檐与平坐方式的搭配不同，或挑出，或收进，明暗虚实、错综起伏，形成明快的节奏感，从而使建筑物的外观层次更为丰富。以和林格尔新店子和费县潘家瞳墓中出土画像中的楼阁最为典型。和林格尔墓中的楼阁为三重檐楼阁，每层上部都带有一个四面坡的屋檐，上一层屋身外墙建在下层屋檐的上檐线位置。费县潘家瞳画像石上的楼阁结构相对更加复杂，图像中可见三面屋身，推测整个楼阁屋身至少有六面，上层均比下层屋身小一些。一层和二层之间没有屋檐，二楼屋身周围有栏杆围护，三层以上每层上端均有屋檐，屋身四周有栏杆，楼阁顶层屋身内还有二人，推测屋顶没有刻画出来。

    干栏式楼阁建筑多出现于南方，这类建筑在形制上，多是下层为畜栏，上层为居室，如《赤雅》中所说：“人栖其上，牛、羊、犬畜其下。”部分出土的汉代干栏式陶楼的下层空旷，与畜栏连为一体，不设隔墙，在附近的围墙上揩油窦洞，但也有出土的陶楼在房间风格上较为紧密。广州东山象岗出土陶楼为例，这组建筑平面呈“H”形，主楼高耸，分上下两层，下层正中设有一正门，侧面设有一通厕之门，分割楼侧的两建筑。此外，湖北云梦癞痢墩出土一座陶楼，主楼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三室，下层有四室，均为起居空间，主楼后面设有炊间、厕所以及望楼等辅助空间，这座楼阁在制作上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楼层在高低之间，形成错落有致的美感。

    综上，两汉时期建筑在形式上继承“前堂后室”的古制礼法以及布局形制，同时伴随汉代经济与物质文化的繁盛，建筑技术日益提升，空间设计也更加合理。在“礼乐升仙”思想的影响下，汉代建筑在空间上追求横向的体量与纵向的延伸，在形制与类别上也较之前代更为丰富，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其内隐的价值观念也得以展现，建筑的表现空间与象征意味逐渐统一，系统的建筑体系日益形成，从而为研究汉代社会风俗、空间营造提供可资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