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安环保】比“毒疫苗”更可怕的是层出不穷的“癌症村”！

比“毒疫苗”更可怕的是层出不穷的“癌症村”！

     “癌症村”通常指那些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的，癌症病人比例超高的村子，其原因往往是工业生产所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个省市采访发现，绝大多数被贴上“癌症村”标签的村庄，在缺乏必要医学调查认定情况下，村民普遍反映有疾病多发状况，饮水安全普遍受到不同程度威胁，他们渴望摆脱恶化的生存环境。专家建议，国家应进行权威调查并公布结果。

      伴随着部分地区地下水污染传闻被热炒，有关“癌症村”的报道不断出现。事实上，早在2009年，《凤凰周刊》以《中国百处致癌危地》作为封面故事，讲述了我国百 处致癌危地。同年，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学生孙月飞作了题为《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的本科毕业论文。

       这份论文显示，有197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以确认，有2处分别描述为10多个村庄和20多个村庄，还有9处区域不能确认“癌症村”数量，这样，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该超过247个，涵盖大陆的27个省份，这也是被引述次数最多的数据。出于种种原因，记者、志愿者和研究人员在对“癌症村”进行采访、报道、援助和研究时，经常会遭遇各种干扰和阻挠！因此，“癌症村”很可能比所报道的更加普遍。

     在空间尺度上，我国东部地区（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桂、琼）癌症村数量比例约为47.7%，各省份都有分布，河北、广东、江苏、山东4省癌症村数量都接近或超过20个；中部地区（晋、内蒙、吉、黑、皖、赣、豫、鄂、湘）癌症村数量占到总数的43.3%左右，各省均有分布，河南、江西、安徽3省的数量超过20个，是中部和全国的重灾区，河南因淮河支流的严重污染癌症村数量位居全国各省第一；西部地区（渝、川、黔、滇、陕、甘、宁、青、新）癌症村数量所占比例不到10%，西藏、甘肃、宁夏、青海4省份尚无癌症村，其余各省份均有分布。

   

     癌症村数量比例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梯度分布，具有地带性规律。癌症村的形成90%以上是由于工农业污染造成的，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恶果。因此，癌症村的分布自然就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受到自然和社会经济的两方面原因，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这种区域经济差异也和癌症村由东向西递减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国内绝大部分的“癌症村”是水体污染导致的。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国内环境状况也逐渐恶化，加之随后的经济全球化，在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将工业污染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产生的“癌症村”数量位于世界之首，其工业污染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

     尽管“癌症村”最初便是由媒体公诸于众的，然而面对来自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层层阻挠，舆论监督至今仍倍感力不从心，因弱势群体的声音无法及时传出而错过了在早期控制污染的机会，最终造成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巨大损失。

     法律体系的空白和监管系统的腐败也纵容了不法厂商。政府在处理环境问题上多倚重于行政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造成污染的工厂通过贿赂主管的政府官员来换取保护伞。污染失控时，当事企业只需支付一笔罚金来息事宁人即可，与本该投入用于控制污染的钱相比，罚金往往只是一笔小钱。

     此外，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并不完善，有关环境问题的法律条文也很少被强制实行。很多新设立的工厂配备了完备的污染控制设施，然而，由于官员腐败和执行不力，工厂很少使用这些设备，癌症受害者们对当事企业所提出的诸多诉讼也少有成功。

    农村人口的高密度和不流动性也是“癌症村”迅速爆发的一个原因。出于传统和现有体制，农民不会彻底离开自己的土地。农村高密度的人口面对污染时，癌症病例便会在较小区域内集中爆发。相反，如果人口流动性高，由于受害者分布更加分散，尽管污染同样损害着当地水土，造成的恶劣后果却可能变得较不明显而难以察觉。

     “癌症村”现象反映了现阶段下严重的环境不公，“癌症村”现象所折射出的环境政策双重标准，反映出我国当前环境保护政策的一个重大失误。

     在大批工厂到来之前，村民们最差也不过是温饱，尽管贫困但对于生存并无大碍，可当村庄在机器的紧逼下沦为“癌症村”后，村民们无不因病致贫、返贫、负债累累，求苟活而不可得，有能力背井离乡已是万幸。通过经营高污染企业而富起来的人居住在较好的环境中，而贫苦农民不得不和工厂住在一起，忍受污染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比环境更为严肃的问题。

      环境不公是社会不公的一种表现，并会加剧社会不公，社会和环境不公极大地危害着边缘人群和弱势人群的生活。可持续发展要求优先满足儿童、困境中人们的食物营养，其次为教育、住房和工作机会的需求。贫困国家需要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不能通过牺牲穷人和环境达到。

本文来源：环保新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