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佛道思想及儒家理学对两宋花鸟画创作观的影响

　两宋是佛道思想及儒家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两宋也是古代花鸟画空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并具鲜明时代特色的时期.如果我们把宋代理学和佛道思想的演变发展与两宋花鸟画的发展作对照研究，就会发现佛道思想及儒家理学对两宋花鸟画的重大影响，二者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有些画家热衷于道、禅文化，而在其精神中是与当时儒学兼融的。何况当时儒学早已大量吸收了道、禅文化的精华。苏轼说:“至于山石、竹水、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宣和画谱》卷十八云:“画家虽游艺，至于穷理处，当须知此。”[1] 北宋邵雍说：“观物者非以目观之，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于心也，非观之于心而观之于理也”。这些都表明画家的创作观受到道、禅文化以及儒家理学的深刻影响。整个两宋，崇尚理法的花鸟画创作观占主导。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经济发展。宋朝在其建国之初就设立了翰林图画院，宋代皇帝重视画院的建设，体制完善，规模不断扩大，在宋徽宗时期，宫廷绘画达到了鼎盛，画院日趋完备，画学和画院通过考试录用和升迁人才，考试标准要求严格，既要求状物绘形的严格写实技巧，又强调立意构思，五代花鸟画家黄筌和徐熙所开创的细笔勾勒敷彩写生画法对宋代花鸟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宋初被宫廷画院当成花鸟画的一种规范。宋代学风注重穷理尽性，注重描绘对象之理与性，画家们身临自然深入观察花鸟情态，作为创作构思的基础，花鸟形象精微传神。画家们注意观察生活形象，并精巧微妙的塑造形象，创新技巧。大批画家的这种创作实践使精密不苟的花鸟画攀上新高峰。从五色绚烂的敷彩到水墨清淡的落墨，从精工高妙的工笔花鸟到纵笔挥洒的文人写意，从院体花鸟的历史高峰到墨花墨禽的孕育成熟，虽然在形式体系上有所不同，但注重穷理尽性的创作观是相近的。在北宋后期至南宋覆灭时的水墨花鸟画坛上,还出现自立于文人和画院之外的新奇画风,通常称之为禅画。代表人物是梁楷, 以减笔画的人物著名,并能花鸟。他的花鸟一如他的人物,是用水墨阔笔作简略的描写,提炼了对象的形而突出它的神,富于禅的幽寂。
　　

从宋人作画来看，不仅注重描绘对象之理与性，而且注重绘画形式体系本身的理与性。所以宋人对绘画形式的理性研究总结最为全面完备，法则最为丰富成熟。从设色技法来说，工笔、写意、水墨、淡彩、重彩、没骨等无不具备。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的分科，这些表明了当时绘画题材分工的细致深入和表现范围的扩大，也表明其观察研究之深入，描绘之精确，其理性认识之卓越，确为从古以来所无。这种穷其理而尽其性的创作观与当时的“格物”观有紧密的联系。朱熹说:“格物是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又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2]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宋代花鸟画家普遍重视格物，努力实践“即物穷理”。 宋代画家多是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实践者，他们努力在现实事物中，探究其理，发现其美，并力求把现实自然之美再现于绘画艺术。论画注重自然、真实已成为宋代时尚，稍不真实和违反事理就要受到人们指摘。赵佶作画也多以写生和逼真来要求。
　　

中国传统绘画本质乃是精神表现与客体再现的合一，宋代绘画的发展即是在发挥精神表现之同时，极其卓越地扩展了客体再现因素方面，所以宋画极能得自然真实，反映和刻画物象极其精微。邵雍曰：“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宋画传世作品大都画面气足而生动，形象极具生命活力。这是因为宋画在重“理”的同时亦极重“气”的缘故。绘画中生动活泼的精神，古人称之为“气”。历来有见地的画论家都极重气，南齐谢赫即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唐代张彦远说:“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3]宋画是形似与气韵两不放松，而且达到了“兼善”。气体现于花鸟画就是花鸟等自然物象的精神、画面的精神。有精神便活泼动人，无精神便死板无趣。画面之气，实是通过笔墨，把作者的气与物象的气合一呈现于画面上。
　　

综上观之，宋花鸟画取得重大成就正是在佛道思想及儒家理学的影响下并极其卓越地扩展了客体再现因素方面，达到精微传神，而且从中表现出对生活的热情与理想，将自然属性与道德品格联系起来，从而使物我融为一体，达到艺术上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