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河流该如何相处

人类在河流边住下来，是因为河流为人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吃水，二是运输。久而久之，城市出现了。搞历史的人将此命名为大河文明，拆开讲就是大河带来的文明，主客关系很清楚。客人太多，主人必然应酬不暇；而且客人日久生骄，反客为主，主人的结局必然是窘近不堪；主人潦倒以后，客人也将无法继续做客。
一、城市与河流的矛盾，一句“历史的教训”还太概括。严格地讲是两方面：一是纵向的；二是横向的。
先看开封城。开封有“七朝古都”之称，汴京城极盛时“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一千年后的今天，汴京城被埋进开封市地下 8 到 10 米处。葬送汴京城的是谁？是黄河。被黄河淹埋的不仅是汴京，沿黄城市少有例外。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勘测，开封城地下共有 5 座城池、8 道城墙，形成了“开封城，城摞城”的独特文物景观。
今天我们在干什么？黄河泥沙致使下游河床每年抬高 10 厘米，对策是“水高堤高”，导致“悬河”越来越悬。目前黄河河床已高出开封城 13 米，有“黄河底，铁塔尖”之说。河患的根子是水土流失，但大家都忽略了治本的措施。再看大上海。苏州河是条臭河，从本世纪 20 年代就开始黑臭，一直臭了 70 年。据载，1909 年时上海人曾建立闸北水厂，水源就是苏州河；上海简称“沪”，本义是苏州河渔民捕鱼的工具。到了 1928 年，苏州河因污染不能作为水源，闸北水厂被迫迁至黄浦江；到 1958 年，苏州河污染比解放初加剧了；1959 年上海提出治理苏州河，3 年自然灾害过后，60 年代污染又加剧；1968 年治理过，但治标不治本，搞污水灌溉，结果连农田也污染了；1978 年以后乡镇企业兴起，污染达到高峰，整个市区终年熏臭，成为黄浦江的主要污染源。据调查，黄浦江的污染 48% 来自苏州河；1988 年到 1993 年，苏州河一期治理工程开始，但不久又恶化，1994 年后才开始好转，但水质仍然恶劣。
上海的河流污染是因为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上世纪末上海人口仅 50 万。苏州河上海境内长度为 53.1 公里，目前居住在河两岸的城市居民达 300 万——苏州河污染 70 年，说明没有重视历史教训或重视不够。
我们在发展的冲动下进行着大规模的粗放式开发，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城市河流的污染加剧和旱涝灾害的日趋频繁。尽管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治理的速度总是落后于破坏的速度，说到底还是重视不够。
二、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出警告：如果人类不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话 , 前景就是毁灭。的确，我们已没有时间给后人留下新的教训了。
就城市的发展而言，理由有两条：
其一，城市与河流的矛盾高度激化。济南市的小清河由于排洪不畅，多次为患。今年汛期市区积水达 5000 万方，房屋被淹，农渔遭灾，损失上亿元。黄河从 1972 年开始断流，时间越来越长，断流期间，济南等城市看到的黄河是一条流动的沙漠，下游城市全线恐慌。而河流的污染更让城市手忙脚乱：上海的水厂由于黄浦江取水口污染，被污水赶着往上游跑，但污水跟着追，水厂被迫再跑，据悉现在已无路可逃，打算搬到长江去；郑州市由于黄河污染，自来水常有鱼腥味。水厂诉苦说净水能力只能适应二类水，而现在的原水都是四类水，有时竟达五类。
其二，我们付不起昂贵的学费。上海市与苏州河的矛盾，拖到现在解决，难度大得多。让苏州河恢复原样，需要花费 200 亿元，这只算治水工程，未包括两岸治理，200 亿元，占上海财政收入的一大半，相当于宝钢一期工程的总投资；长沙市副市长赵小明说，由于湘江污染，长沙市奉命考虑另辟河流建水厂，规模 50 万吨。如果实施，耗资将达 4 个亿；为解决湘江淤塞，1997 年国家安排的资金就是两亿元；济南治理小清河，市长谢玉堂说是山东水利和环保发展史上一次性投入最大的工程。污染严重了再花大钱治理，本身就是件亏本的事情。如果再拖下去，那就是对后代犯罪了。
三、城市与河流的尖锐矛盾，逼迫我们重新审视城市和城市发展思路。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但现在意义上的城市是阶段性的文明产物，不是文明的终级形式。首先，人类砍掉了河流两岸的植物，种上钢筋水泥“植物”，本身就是破坏河流，破坏生态。随着城市的扩张，这种破坏日益显现出来；其次，城市这种东西既给人带来福利，也带来了灾害，噪声、污染、紧张等已经让人失望，走向乡村的“回归”情结已普遍蔓延，我们不能不发出疑问：城市的寿命究竟有多长？当然，在较长的时间里我们还离不开城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与河流相处呢？
长沙市副市长赵小明回答记者的观点是：规划、建设、管理好城市的观念已经落伍了，现在应该提经营好城市，按市场经济观念来重新审视城市资本和资源。只有这样，环境这个产业对城市的制约关系才会明朗化。解决城与河的矛盾，赵小明提出：一是全流域共同治理。下游城市治理，上游城市我行我素，则白费工夫。这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二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河流。如果保护不了，宁愿不开发。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