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易过，日本罪孽难消

千年易过，日本罪孽难消


杨元

一

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人兵分三路征服世界：一路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一路绕过非洲经印度洋到达印度和东亚，一路从陆地上跨过西伯利亚抵达中国北方。前两路是西欧纵队，第三路是俄国纵队。在欧洲征服全世界的过程中，古老的中国一直对外部世界采取一种不管、不顾、不关心、不理会的态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没有意识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这并非因为中国没有了解外界的渠道，而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夜郎自大、熟视无睹。中国和日本是最后受到欧洲扩张主义影响的地区之一，欧洲的征服在这里遇到了障碍，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具有深厚传统的广大人民生活在完整、统一的国家组织之中，既不象美洲和非洲那样原始和落后，又不象印度那样松散和分化。

面对欧洲强梁，中国沉沦了，一天比一天衰弱，而日本崛起了，一天比一天强大。对于当时的英国和美国来讲，到世界各地经商是他们的神圣权利，给贸易设置障碍是不能容忍的，强国尚且无权阻隔贸易，何论弱国如中日。这样的逻辑中国听不懂（150年后中国才认可WTO“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的原则），而日本却立刻认可了。1842年中国因战败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858年又因战败与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约》（签约之后故意拖延批准手续），两年后再战败，又签《北京条约》，这一时期俄国人更趁火打劫，因“调停有功”轻易地从中国手中骗得黑龙江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珍贵肥沃的土地。只比中国稍后几年，日本在1854年被佩里舰长的炮舰胁迫，不待交手就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两年后再签《通商条约》，随后日本与英法俄各国均签订类似的条约，国门大开。此时，日本与中国处于类似的处境中，必须面对被迫开放条约口岸、租界、治外法权等等屈辱。中日本是同命鸟，理应同病相怜，但是不然，同样的遭遇并未产生同样的利益。到了1894年日本公然向过去的盟主和老师中国挑衅，中国立即大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次年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之多、赔款之巨，日本的嚣张和凶狠比英法更甚十倍。日本在四年后的1899年，说服列强放弃了在日本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成为亚洲唯一摆脱欧洲控制的独立国家，拥有自己国土上的完整主权，同时成为列强俱乐部中争权夺利的一员。1904年，日本为了与俄国争夺在朝鲜和中国满洲的权益，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俄国开战并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取得了一个亚洲国家对一个欧洲大国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日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由弱变强、跻身于强国之林的事实，令人惊叹，也令人深思。

本来日本是远比中国更封闭更落后的国家，但日本人对西方文化显然比中国人更有鉴别力，更懂得如何与欧洲打交道，更懂得如何欣赏和模仿先进的生活方式。日本可以不战而降、主动变革，日本人几乎立刻就学会了“外交”和“维新”，不仅采用侵略者的武器装备、也直接在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帮助下重建军队。日本人显然更清楚哪些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他们不仅不再拒绝找上门来的贸易和外交，而且他们还要主动去寻找贸易和外交。而中国则不战败不可以言和，战败了也还要自欺欺人，签了约又心中不忿并不真心开放贸易。总是在痴心妄想可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仿佛闭上眼睛就又可以回到昔日威加海内、万邦来朝的清平世界。凡外交家（如琦善、耆英、李鸿章）皆被时人（乃至今人）当作卖国贼，谈得再好也是卖国，打得再惨也是爱国，硬是把谈判桌上达成的赔款六百万元的《穿鼻草约》战成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的《南京条约》，要搭进去大片北方领土和一座圆明园以后才肯批准已经签订的《天津条约》。

不识时务、拼命保守，可以说是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中国政府最在乎的都是些什么“国家主权”呢？核心的东西无非是向皇帝跪拜、向中国朝贡、阻止自由贸易、压制中外交流。不必替主战派、爱国者们否认，在他们眼中，天朝威仪、朝贡体制远比土地得失和人民生死要重要得多，往往是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很难而多割一块边远土地很容易，割地赔款权当恩赐、民间贸易却如临大敌，内河航行无伤大雅、教士传教则不容轻许，治外法权可以同意、互派使节就有失大体。在中国与列强屡战屡败、屡败屡降、屡降屡战之际，邻邦日本的学者早已在颂扬“他们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如此出类拔萃，这是为什么呢？”日本的天皇颁布了“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的“誓文”，1878年甚至日本的儿歌都把蒸汽机、轮船、电报、照相机、报纸、学校等十种“好东西”编了进去让孩子们背诵。当中国人将洋事物当作邪门歪道、奇技淫巧的时候，在日本却将这些东西当作互相夸耀攀比的时髦品。

虽然历史学家一般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但在当时的官方记录中却并没有把这场战争记载成一场需要认真对待的大灾祸，中国官员和皇帝都从名词术语、繁文缛节中用“精神胜利法”寻求解脱，似乎只要把英夷说得猥琐不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