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天下主义之间

李寒秋


　　端午节年年过，除了到时候吃一阵子粽子或者有机会看看龙舟赛以外，没有什么新鲜花样。不过这两年的端午过得比较特别，从去年起就爆出了韩国人将端午节作为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跟中国人争夺端午节发源地的荣誉的消息。这被国人视为文化财产盗窃和文化商标恶意抢注，在互联网上引爆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浪潮。对此，我国著名学者何新先生今年端午节前夕著文指出，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殷商时代的夏至节亦即新年日，通常要进行祭神活动。与此类似，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就没有吃粽子和划龙舟的习惯，也不兴纪念屈原，却有着祭神的习俗。联系到中国上古时代周克商之后，周武王封殷商之王族箕子于朝鲜的故事，倒觉得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有可能直接继承了殷商古礼，其所体现的上古中国民俗色彩更浓一些。圣人云，礼失求诸野，信矣夫。


　　中国古老而辉煌的文化自古以来就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广为传播，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便是直接承受这种辐射的地方。古代朝鲜和日本作为地处文明核心边缘的国家，其地缘处境类似于后世的西方民族主义国家。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治和文化心态下，在接受学习中国先进文化的同时，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不得不极其强调自身的民族特色和传统。正因为这样，这两个国家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古代的种种民俗。


　　只有从这种角度出发，才能理解韩日这两个近现代典型的民族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的种种自相矛盾和莫名其妙的反应，才能理解中日韩三个国家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上的恩恩怨怨，包括这两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发源地之争。不带偏见地说，中国人必须公正地看到，韩日两国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都有特色鲜明的民族服装和文化上的强烈的防卫意识。这两个国家对于本国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习俗的积极保护和宣传的政策是以一贯之的，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宣传韩国式的“端午节”中．


　　与韩日两国相比，古代中国很少民族国家的概念，更多体现为一种有教无类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历朝革故鼎新时，都会讲究“改正朔，易服色”，历代王朝都会规定各色人等的标准服饰作为政治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象征。这种象征主要是表达一种对超越种族和宗教的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对大一统统治秩序的服从，并没有像日韩两国那样将这些服饰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从秦汉开始，到满清结束，三千年的领土分合，政权更迭，历代王朝规定的传统服饰没有一家能够流传下来，当代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都没有一套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服饰。中国的这种依靠中央集权的强制而维持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正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至上主义和文化天下主义的表现。


　　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在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后长期经受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处于三千年从未有过的全面的弱势地位。正是在这种弱势地位中催生出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心态，与长期继承的传统文化天下主义的心态形成一种矛盾，既承认事事不如人而崇洋媚外，又迷信在人心而不在技巧而固步自封。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显得半心半意，只能步步退却。经过一连串的战争、革命和文化改造，到如今中国大陆在传统民俗的保存和流传方面处于乏善可陈，数典忘祖的地步。传统节日虽然依附于中国的传统历法而在形式上继承了下来，但是当改用公历纪元和移风易俗之后，除了春节这个最重要的节日以外，其他传统节日所蕴含的重要传统文化意义也越来越淡薄了。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国的复兴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而微妙的时刻。一百多年以来的屈辱奋斗目前似乎已经看到了曙光，步入了“和平崛起”的坦途，但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战略性竞争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这个充满挑战性和希望的国际环境中，一个自信的民族，应该勇敢地继承它过去的光荣、追求她现在的利益、并给它带来明天的希望。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文化彼此交融，与时俱进，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绝对的国际化，其前提必须是绝对的民族性，因为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有两种表现，其一是坦然接纳异国风俗，并加以改造；其二是固守本民族文化本位，并积极向外传播。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事实上，西方文化标准的现代化或“单一”的西方文明的绝对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格局的终结。任何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古代文化的民族都应该拒绝这种单一化导致的灾难性的结果。作为四千年来绵绵不绝，一枝独秀的中国文明，最有资格也最有权利对西方文化发表独立宣言——“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


　　历史学大师汤因比有